爱心献血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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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章　出乡关

　　曾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五千年前，舜帝南下巡视，来到湘江流域。在一座山上，他让人演奏起动听的“韶乐”，竟引来凤凰起舞。后人就把这座山叫做韶山，被它环抱的一块狭长的谷地便是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冲。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韶山冲农民毛贻昌家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泽东，字咏芝（后改润之）。他们家的头两胎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了。母亲生怕他也不能长大成人，便抱他到娘家那边的一座石观音小庙，叩拜一块巨石，认做干娘，还取了个小名，叫石三伢子。

　　韶山毛氏原籍江西。明朝开国时，始祖毛太华随军远征南澜沧（今云南省澜沧拉祜自治县内），在当地娶妻生子。明朝洪武十三年（一三八○年），毛太华年老移居湖南湘乡县。十年后，他的两个儿子又迁到邻近的湘潭县韶山冲。这里位于湘潭、宁乡、湘乡三县的交界处，地处湘江中游西岸四十公里，群山环抱，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从此，毛氏宗族在这里垦荒务农。到毛泽东这一辈，已传二十代，大约五百年了。

　　尽管韶山来历的传说是那样美丽，毛泽东出生时，这里的现实环境却同旧中国其他闭塞而贫穷的乡村没有多少两样。冲里住着六百多户人家。祖父毛恩普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因为家境窘迫，不得不把祖传的一些田产典当给别人。毛恩普只有一个儿子，去世的时候，孙子毛泽东长到了十岁。

　　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十七岁开始当家理事，因为负债被迫外出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长了不少见识，也积累了一些银钱。还乡后，赎回毛恩普典出去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增加到二十二亩，每年能收八十担稻谷。湘潭有着在湘中很有点影响的米市。毛顺生善于经营，后来又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猪牛生意，资本逐渐滚到两三千元，还自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是个财东了。

　　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父亲的这种性格，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顺生和大多数走上坡路的农民一样，试图按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儿子。毛泽东从六岁起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识字后也帮父亲记帐。特别是十四到十五岁大约两年的时间内，他成天在地里跟家中雇的长工一同干活。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父亲的严厉感受很深，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①于是，犁、耙、栽、割，全套农活，他都样样在行。还常常跟长工争胜，抢重活干，养成了山区农家子弟的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怕艰难，对农民的疾苦也体会很深。

　　毛顺生期望儿子将来成为同他一样生财有道的精明的人。一旦发现儿子的行为不合自己的准则，便用高压手段来管教，父子冲突就不可避免。对毛泽东来说，却促成了他最初的反抗心理。

　　一九○六年的冬至这一天，毛顺生设酒席宴请生意场上的朋友，吩咐十三岁的毛泽东帮着招待客人。毛泽东不愿意做这些事，父亲生气了，就骂他懒而无用，为子不孝。他当着客人反驳道：“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毛顺生更加生气，举手就要追打。他便跑到家门前的一口池塘边，声称父亲再要逼近，就跳下水去。在母亲的调解下，一场风波才和平解决。从此，毛泽东悟出一个直观的道理：在压力下如果温顺示弱，反会遭受更多的打骂，只有用坚决反抗的办法，才能保护自己。

　　毛泽东对父亲最大的“不孝”，大概要算默默的抗婚了。十四岁那年，毛顺生给他包办娶了个十八岁的媳妇罗氏，实际上是为家里添个劳力。毛泽东始终不承认这桩婚事，从未和她同居。父亲也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毛罗氏”作为毛泽东的原配妻子写进毛氏家谱。

　　同父亲比较起来，给少年毛泽东影响更大更深的是他的母亲。母亲姓文，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人称文七妹。娘家在湘乡县唐家坨（后改为棠桂阁），同韶山冲只有一山之隔，相距十余华里。文家也以务农为业，家境小康。七妹十八岁时和毛顺生结婚，共生五男二女，但四个都夭折了，只剩下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

　　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文七妹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儿辈。她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常背着丈夫送米给讨荒的人。平时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给孩子。毛泽东九岁时和母亲认真讨论过用什么办法让父亲也信佛的问题。十五岁那年，母亲病了，他还专程到过南岳衡山进香许愿。当时他未必懂得多少佛教的道理，但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毛泽东从小同情贫弱，乐于助人。

　　附近一个毛姓农民，曾收下定金把猪卖给了毛顺生。过几天父亲派毛泽东去赶猪时，猪价已涨了。这个农民叹气，埋怨自己运气不好，还说少了几块钱对富人不打紧，对穷人家里却是个大空缺。毛泽东听后就把这桩买卖退掉了。

　　毛泽东十一岁那年，毛顺生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七亩田产，毛泽东和母亲的态度是一致的，都觉得应该设法周济毛菊生渡过难关，不应该乘机买他的田产。毛顺生却认为用钱买田是天经地义的事。母子俩的劝说自然没有效果，却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建国后，他多次对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②

　　毛泽东对母亲的感情很深。一九一八年夏，他从长沙赴北京前夕，十分挂念在外婆家养病的母亲，特地请人开了一个药方寄给舅父。次年春返回长沙，便把母亲接来就医。十月五日，文七妹患瘰疬（俗称疝子颈）病逝，终年五十二岁。毛泽东日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和泪写下一篇情义深长的《祭母文》。他这样追念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当时，毛泽东还给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母亲对他的影响力，在他的一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母亲去世后，毛泽东把父亲接到长沙住了一阵。父亲后来不再干涉他的选择，继续供他上学。毛泽东是很感激的。毛顺生于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患急性伤寒去世，时年五十岁。

　　父母的教养对儿童成长的关系很大，学堂的教育则影响着少年未来的发展。

　　毛泽东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湘乡唐家坨的外婆家度过的。外祖父家虽是务农的，但有一个舅舅在开馆教读，毛泽东有时也在那里听听。直到一九○二年八岁时，父母把他接回韶山入私塾开始读书。十六岁前，中间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其余时间内他先后在韶山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六处私塾读书。毛泽东后来把自己的私塾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③。在上学期间，他早晚还要放牛拾粪，农忙时也参加收割庄稼。

　　这时，科举已经废除，新式学堂已经开设。西学东渐、赴东瀛求学已成时代风气。就在毛泽东八岁接受启蒙那年，后来对他影响很大的恩师杨昌济和他钦佩的文化巨人周树人（鲁迅）先后去了日本。在韶山，私塾仍是儿童们求学的唯一选择。父亲供他念书，没有多大的雄心，无非是略识几个字，便于记帐或打官司等。毛泽东照例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这些普及读物入门，去接触他从小注定要接受的儒家文化传统。随后是点读“四书”“五经”。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他小时候读过的《诗经》和《论语》。

　　毛泽东不大喜欢这些枯燥难懂的经书，但他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仍然学得很好。自幼烂熟于胸的知识，是很难抹去的，成年后常会自然地使用。以后，读了《左传》，使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六年“孔夫子”的教育，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爱好，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

　　少年时的毛泽东很相信孔孟之道，而老师照本宣科的教法对他没有吸引力。一九○八年在井湾里私塾就读时，他最爱读被塾师称为“闲书”和“杂书”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在学校里，老师不让读，他用课本挡住偷着读；在家里，父亲不让读，他就用布把窗户遮住，使父亲看不见灯光。

　　毛泽东读了这些故事，他就和小朋友乃至村里的老人们互相讲述。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这一点纳闷了很久。他开始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④。他觉得这样是不平等的。

　　农民们自然常要反对这种不平等。《水浒》里汇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这种影响是意味深长的，在后来艰难备尝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传》一直是他放在手边常常阅读的书。

　　毛泽东在旧小说里关注的事情，在现实社会中也发生了。一九一○年四月，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起因是荒年粮价飞涨，有人率全家投塘自尽。饥民们涌到巡抚衙门请愿，反而遭到枪击，当场打死十四人，打伤的更多。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捣毁了外国洋行、轮船公司、税关。清政府派兵镇压，暴动者的鲜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二十年后，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也是在这里牺牲的），被杀者的头颅高高挂在南门外示众。

　　几个卖兰花豆的湘乡小贩逃出长沙，把饥民暴动的消息传到了韶山。大家愤激地议论了好几天。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对这件事逐渐淡忘了，毛泽东却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觉得那些参加暴动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结果无辜被杀。这使他很痛心。几十年后，他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⑤。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节，韶山一带又闹粮荒。饥民们组织起来“吃大户”，劫走了毛顺生准备运往县城粜出的一批大米。毛顺生气得要命，毛泽东并不同情父亲，“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⑥。

　　一个叫李漱清的维新派教师从外地回到韶山，毛泽东很钦佩他，常去听他讲各地见闻，特别是维新变法的故事。这期间，读到一本十几年前出版的叫《盛世危言》的书，作者是郑观应，书里讲社会要改良，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样，他开始知道一些发生在山外的当今中国的大事，感到中国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了。毛泽东也不愿再守着老样子不变了。

　　他十六岁了，足迹所及只限于韶山冲和唐家坨。父亲本来打算送他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可是他到外面继续求学的愿望更迫切。恰好在这时，表哥文詠昌告诉他，离韶山五十里的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在讲授新学。他听了很动心，便先后请八舅文玉清、堂叔毛麓钟和表哥王季范劝说父亲。毛顺生听后，觉得儿子进洋学堂也许是件有利的好事，就同意了。

　　一九一○年秋天，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转折。他的激动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帐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东山小学堂在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台山下。同旧式私塾相比，它除了传统的经籍外，还有些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新科目。在这里，毛泽东才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经死了，新皇帝宣统已在朝两年。他依然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要有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来帮助他。毛泽东这时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特别喜欢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他并不知道，此时孙中山主张的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思潮，已代替康、梁的维新变法思想而成为时代的主流。但革命派把主要精力放在联络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上面，没有在思想启蒙上下很大工夫。革命派所办的刊物在内地也不能公开流传。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刊印《新民丛报》，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在国内风靡一时。湖南又是维新运动的重要基地，梁启超曾主讲于长沙的时务学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要从维新派那里接受政治启蒙是很自然的事情。

　　《新民丛报》已经在一九○七年停刊。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时，表哥文詠昌曾借给他一套自己保存的合订本。他读了又读，上面的一些文章差不多能背出来，还写下一些批注。在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他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表明他当时对君主立宪和封建专制两种国家体制的理解。从相信孔孟到崇拜康梁，从赞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到主张以英、日为楷模进行立宪变法，是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第一个梯阶。更重要的是，梁启超的《新民说》深入接触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主张从“变化民质”入手来寻求社会改革的途径。这个思路开五四时期主张改造国民性的先河，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持续了较长时期，他以后组织的新民学会的会名显然就是从这里来的。

　　他开始注意中国以外的事情。从一位在日本留过学的教员那里了解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强大起来的事情后，非常羡慕。他从同学萧子暲（即后来的著名诗人萧三）手中借来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被书中描写的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事迹感染，还书时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究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⑦

　　一九一一年春天，东山小学堂的贺岚冈老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因为毛泽东成绩优异，贺老师愿意带他前往读书。他第一次坐轮船到长沙，顺利地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

　　长沙是湖南的省城。这时，中国已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湖南是革命党人活动十分活跃的地方，反对清政府的宣传特别激烈。驻守长沙的新军也越来越倾向革命。

　　初到省城，十八岁的毛泽东的眼界顿时开阔得多了，感受到一种和乡下完全不同的社会气氛。他第一次看到革命派办的《民立报》，成为它的热心读者，接触到许多革命言论。当他在这张报纸上读到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新闻时，思想受到巨大的冲击。他后来说：“宣统三年三月十九日（即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引注）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⑧

　　毛泽东就是这“跃跃欲试”者当中的一个。一天，他在学校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纲领，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达他的政见，尽管他当时这种构想还很幼稚，连孙中山和康梁之间政治主张的分歧也不太清楚。

　　为了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还和一些积极分子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十几个答应剪辫子、却迟疑不肯动手的同学的辫子给强行剪掉了。这多少透露出他少年时代就具有的那种说到做到、果断利索的行动风格。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了。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派代表赶来长沙，要求湖南革命党人立即举义响应。一位代表还到湘乡驻省中学介绍武昌起义的情况。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讲演，二十多年后毛泽东仍记忆犹新：“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⑨他自己更是兴奋异常，觉得正在进行的激烈战斗需要更多的人投入，决定投笔从戎，北上武汉参加革命军。正当他和几个朋友整装待发的时候，长沙革命党人于十月二十四日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湖南军政府。毛泽东随即投入长沙革命军。他不愿参加学生军，而是投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

　　在当兵期间，他除了接受军事训练外，把每月七元的军饷大多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了解时事政治。他读报读得十分认真，以后成为他一生的习惯。有一天，他从《湘汉新闻》上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其实，当时他所看到的社会主义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毛泽东却很有兴趣，和士兵们讨论，还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学提出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可是，反应很冷落，只有一个人回信表示同意。

　　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大多数省份已宣告独立。袁世凯通过南北议和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清王朝宣布退位后，人们普遍兴高采烈，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毛泽东也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他一共当了半年兵。

　　他开始关注报纸上的招生广告，在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他先后报考了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都不满意。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

　　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读了半年。留下一篇被国文教员柳潜称为“实切社会立论”的作文，题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论》。文章劈头就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看来，关于救国之道，他继续沿着梁启超开启民智、塑造新民的路子在思考。这是毛泽东留下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全文仅六百字，老师的批语却有一百五十字，说作者“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还批给其他同学“传观”。

　　毛泽东觉得这种学校中刻板的校规和有限的课程，远不能使他满足。不久，柳潜借给他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共一百一十六卷。他读得很认真。读完后，收获很大，愈发觉得在学校里读书还不如自学。毛泽东对他认定了的事，是敢于采取哪怕惊世骇俗的行动的。他断然决然地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退学，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

　　他订了一个庞大的自修计划。他的学习十分勤奋，像牛进菜园一样，不停歇地埋头读了大量中外书籍。他兴趣最大、收获最多的是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特别是严复翻译的书，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他几乎一一读过，可以说相当集中地接受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他在这个图书馆第一次看到那里墙上挂着的一张世界大地图，那是每天经过时都要看到的。他才知道世界原来是多么大，中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湘潭县在地图上根本没有。这个发现，对一个走出乡关才一年多的知识青年来说，感受该是多么新鲜和强烈！

　　又一个半年过去了。

　　毛泽东的自学生活虽然“极有价值”⑩，但已难以为继。他遇到了难题：父亲不支持他这种似乎是漫无目的的读书，拒绝继续供给费用。同时，他寄居的湘乡会馆也被占了，住进了些被遣散的湘乡籍士兵，经常滋事打架。这里不能再住下去了。

　　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来设计自己的未来，而对人生的选择似乎还处于徘徊状态。这时，他已是不乏阅历的快满二十岁的青年了。

　　①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6—107页。

　　② 毛泽连的回忆（1973年2月），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8页。

　　③ 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

　　④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9页。

　　⑤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0、111页。

　　⑥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0、111页。

　　⑦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页。

　　⑧ 毛泽东：《本会总记》，《湘江评论》第4号，1919年8月4日。这里说的“本会”，即湖南学生联合会。

　　⑨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6页。

　　⑩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0页。

第02章　师范生

　　毛泽东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

　　这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发出的一则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毕业后即可担任教师的招生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一年前，他考入全省高等中学的试题就是《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他以梁启超的“以教育为主脑”之说立意下笔。现在，再三权衡，觉得自己将来还是最适合当教师。

　　一九一三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四师是春季开学，一师是秋季开学，因此他重读了半年预科，到一九一八年暑期在一师毕业，前后共做了五年半师范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面对着滔滔北流的湘江：东侧靠着粤汉铁路。隔江望去，西岸是郁郁葱葱的岳麓山。周围的大自然环境是那么优美。经常驰过的火车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又不时传来时代的气息。

　　第一师范创建于一九○三年，最初称湖南师范馆，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棫讲学的城南书院。同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只有一江之隔。一九一二年改称现名。它的规模、教师力量和设备，都是毛泽东以往读过的几所学校所不能比拟的。校章规定的教育方针“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各种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很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学校还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与毛泽东差不多同时，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也纷纷考入第一师范，其中有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瓒、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萧子棫等。本来已是秀才，比毛泽东大十七岁的何叔衡，也一起考了进来。在当时的湖南，一师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前进，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当毛泽东进入一师时，中国正处于令人难熬和困惑的沉闷岁月。皇朝变成了共和，中国却并未由此获得新生。人们在革命前所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不仅没有到来，相反，在很短的时间里，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又演出复辟闹剧，各路军阀的割据混战愈演愈烈，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严峻的现实不允许人们长期沉浸在迷惘之中。新的一代在探索着新的出路。

　　毛泽东当时还是个正在求学的学生。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他为自己规定的读书目的是什么呢？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诸如将来要当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①。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这以前不久，他在另一封信中说：“齑其躬（意思是：即便自己粉身碎骨）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

　　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字华生，长沙板仓人。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之学。一九○三年留学日本，改名怀中，意思是身在异邦，心系中土。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以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的博学和高尚人格，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在自己的周围。

　　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而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他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假期里有时也放弃回家的机会，到板仓杨宅请教。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一九一四年，毛泽东和同学们曾组织一个哲学小组，还请杨先生担任指导。师生之间，相交甚深。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七月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这对青年毛泽东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难以磨灭的。

　　杨昌济在长沙的学生先后以千百计，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对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看来，杨昌济一开始便把这个学生看作“异材”的。

　　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一九一五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从四月到八月，毛泽东共去拜访了黎锦熙近二十次。九月，黎离湘赴京，在教育部做教科书特约编辑员。两人仍书信不断，相交介乎师友之间。黎很看重他，在这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②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七十七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包括人格修养和智慧，对青年毛泽东都留下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很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他当时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积了有好几网篮。后来送回韶山存放。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毛泽东存放的书籍报刊一起烧掉了。一位塾师先生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

　　幸存的这个笔记本，是一个九行直格本。前面有他手抄的屈原《离骚》、《九歌》，后头毛泽东把它题为《讲堂录》，是一九一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的听课笔记，也间有读书札记。主要是修身和国文两门课的内容。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

　　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在近代以来成为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有贺长龄、陶澍、魏源一批人，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倡导变革。在维新运动中，出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变法志士。辛亥革命时期，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禹之谟等更走在前列。这一批又一批的人物，绝大多数曾就读于岳麓书院。

　　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对湖南学风有着巨大影响。他是湖南衡阳人，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晚年因隐居在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他著述宏富，在学术上能独树一帜，富于批判精神。他崇尚实学，主张“理依于气”，强调“行”在认识过程的作用，颇能开一代风气之先。

　　近代湖南，还出了一个曾国藩，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兴将相”集团，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曾国荃等。他们也都曾受教于岳麓或城南书院。一方面执守理学，同时又师承王船山的实学。曾国藩便着力传刻《船山遗书》，糅和理学与实学，贯通内圣和外王。他镇压太平天国时打着“保卫名教”的旗号，同时又严格地整军治政。他还是早期洋务活动的代表人物，影响很大。

　　一心修学储能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他一跨进一师大门，就体会到这种特殊的气氛。每逢集会，学生们就高唱校歌：“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杨昌济也是岳麓书院的毕业生。在他的倡导下，研究船山学问在一师成为风气。毛泽东尤其用功，还经常到杨的好友刘人熙创办的船山学社听课。同时，还细读了《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讲堂录》里抄写了好些曾国藩的话，如：“涤生（“涤生”是曾国藩的号——引注）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看来，他很赞成扎实、厚重的人生风格。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曾国藩还是个既“传教”又很能“办事”的人物。稍后，他在一封信中同时提到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几个近代风云人物，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④。

　　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

　　这个命题出自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本意是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一九一六年，在岳麓书院办学的一位校长，把这四个字写成硕大的横匾挂在讲堂正门。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实事求是”的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下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

　　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沿着注重实际的路子吸吮传统思想中的优秀遗产。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顾炎武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学说，颜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讨论，尽有千万义，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观点，都影响着毛泽东。他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还特别说到顾炎武，推崇他“经世要务，一一讲求。……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

　　一九一七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湖南俗话，称“游学”为“打秋风”。指穷知识分子靠作点诗，写几个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东，换几个钱餬口，形同乞丐。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回到一师，读过毛泽东游学笔记的同学，说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为了纪念这次旅行，他和萧子升还换上游学时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馆里拍了一张照片。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毛泽东自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动荡风云。在一师期间，他总共花了一百六十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和买书上面。他每天读报的时间很长，还常带着地图、字典和笔记本。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学校的课堂并不平静。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并于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复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这时，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易永畦同学因病去世了。五月二十三日，学友会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在挽诗中写道：“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这是首长达四十行的五言古风，也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留下手迹的最早诗作。它同《明耻篇》封面题词一起，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对民族危艰的沉重忧虑，和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学子抱负。

　　外患常同内政相联系。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开始复辟帝制。杨度等出面网罗名士，组织筹安会。湘中一度风传在京谋职的黎锦熙也被拉了进去。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九日写去一信：“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还劝黎离开北京这块“腐臭之地”，“急归无恋”。后来弄清了这是误传，他才如释重负，又驰函致歉。

　　反袁声浪日益高涨，就连昔日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也起而响应。毛泽东当时担任校学友会文牍，主持把三人有关时局的言论编印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在校内外广为散发。已从一师毕业的陈昌在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八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赐《汤康梁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控制着北京政权。曾参与策划护国战争的梁启超，转而致力于南北和解，以防事久引发革命危机。毛泽东对袁世凯称帝深恶痛绝，但对袁氏所培植和依赖的北洋军阀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因而很赞成梁氏的主张。六月下旬，他赶回韶山看望病卧在床的母亲，因南方军队在银田寺一带骚扰，被阻隔途中，越发认为政局应该稳定。

　　七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他两次写信给萧子升，陈述对时局的看法。他说：“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大义，和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中央举措，究可佩服。”这里，他把段祺瑞、黎元洪反袁的“南部诸英”列在一起来称赞。

　　湖南人这时驱逐了袁世凯任命的都督汤芗铭。他列举驱汤后的一些消极现象，诸如“暴徒乘机报复”，“自推长官”，无视中央而不得统一等，忧心忡忡地觉得“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意此次竟演此恶剧”。看来，在反袁前后，毛泽东对国家和政府的看法还处于彷徨时期，露出了后来一度信奉过的“无血革命”的端倪。

　　当时，国内报刊传出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将要改组的消息。大隈重信是制造《二十一条》的罪魁，许多人希望他下台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会有所改善。毛泽东却在七月二十五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而且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一九三七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这位二十四岁的师范生果然言中。

　　如果把毛泽东在一师的学习生活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一九一六年正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转折。前期，他更多地关注传统典籍。后期，他把重点放在哲学、伦理学上，社会实践也更加广阔和丰富了。不管在前期还是后期，他学习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求救济时危的真理，可是它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和当时的思想界状况是息息相通的。

　　辛亥革命后几年的痛苦经历，对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是件好事。旧的路子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道路。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惊醒了世人。许多人认识到，共和制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和巩固，关键是缺少一场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先觉者们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也是一个根本原因。这样，先进分子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思想文化领域，主张着重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一九一五年九月，辛亥革命时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他撰文强调，“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⑤。

　　这就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很快，在《新青年》周围聚集起一大批先进青年。这个杂志及其撰稿人的文章，铸造了一代人的信仰和品格。这是一代真正有别于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旧式士大夫的新人。

　　在《新青年》众多的读者和追随者中，就有毛泽东。当时，杨昌济为这个杂志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发现，毛泽东读了《新青年》后，“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⑥。毛泽东自己后来也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

　　一时成了我的楷模。”⑦

　　毛泽东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种状态，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因为哲学便于研讨思想，伦理学便于阐发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⑧。这样，改造哲学、伦理学，就同变化民质、改造国家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了。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思想界是相当普遍的。

　　一九一七年前后，毛泽东读了不少哲学、伦理学书籍。在哲学和伦理学之间，他更有兴趣的是伦理学。在他看来：“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⑨罗学瓒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这里说的是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毛泽东把它十分工整地抄录下来。从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次年第一学期，杨昌济给学生们讲授伦理学，采用的课本是十九世纪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该书由蔡元培从日文转译过来，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三年出版，约十万字。毛泽东除认真听讲外，细读了这本书，用红黑两色画了大量的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叉等符号。还在书中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绝大多数是抒发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和人生观，以及对原著的引申或批判，小部分是对原著的赞同语和章节提要。他批阅的这本书后来被一位同学借去，直到一九五○年，托周世钊还给了毛泽东。

　　他当时为什么这样下工夫去读这本书？毛泽东从周世钊手里接过它时，有过解释。他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毛泽东贯穿《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的基本观点，是哲学上的二元论。他说得很明白：“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⑩他认为，事情有的是发生于自然的，有的是得之于人为的。后来他说自己早年信奉过康德的心物二元论，大概就是指这样的观点。

　　二元论的特征是调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青年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自然观方面，他说：“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其范围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创作”。这是他从原来接受的唯心主义观念中逐渐解脱出来、走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二元论的通病，是一进入社会历史领域，便作出唯心的解释。毛泽东也是这样。他说：“实则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也”；“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

　　如此强调主观观念的决定作用，对青年毛泽东来说，有它的必然性。知识界中推崇思想革命的社会时尚，本身就容易夸大精神的作用，过分强调主观对改造社会的能力；再加上毛泽东本人长期以来耳濡目染的，主要是孔、孟、程、朱、陆、王以及新康德派、新黑格尔派的思想。杨昌济说自己以《伦理学原理》为教本，“所讲不限于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之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⑾。强调主观能动性的陆（九渊）、王（守仁）学派更为杨昌济推重，毛泽东当然也受到熏陶。他常和蔡和森、张昆弟等讨论宋明理学，研读过朱熹编的《近思录》、《四书集注》和《朱子语类》等，对朱熹、王守仁都很佩服。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便常用这些观点来作比较，发挥原著的一些论述。诸如“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等等。

　　中国近代社会正处在空前剧烈的变动中，旧的传统秩序渐趋崩溃，外患内乱迭起相承，政治舞台风云变幻，这就使“尚动”“主变”成为人们寻找出路的重要倾向。这个时代特点同样体现在毛泽东的探索中，并蕴含着浓厚的辩证法色彩。

　　一九一七年，他曾提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⑿的观点。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他写道：“此世界中变化万殊。”还把它运用到人类社会的考察当中，说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治乱交替的过程，声称特别喜欢战国七雄、楚汉相争、三国鼎立那些“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时代。认为：“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用这个观点看当今中国，他说：“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对于中国社会，他的意思是“必须再造”，再造的办法，是“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因此，“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字里行间，洋溢着改造社会的乐观激情。他后来从大乱求大治的想法，看来是早有伏笔的。

　　在“动”中求变、求新，其内在依据是什么呢？毛泽东当时特别重视两个概念。一个是“差别”。他说：“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如阴阳、上下、大小、彼此、好恶、美丑、是非、正反、明暗、胜负等等。“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另一个概念是“抵抗”，即各种差别引起的压力和反抗。毛泽东特别赞同泡尔生提出的世界一切事业和文明“无不起于抵抗决胜”的观点，称其“无抵抗则无动力”的论述，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他热情洋溢地写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他过去那种向往社会“大同”境界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觉得即使人们真的进入了“大同”社会，“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把“差别”、“抵抗”这两个概念，和“动”、“变”及“成毁”联系起来，表明毛泽东当时的认识已接近矛盾构成事物并实现转化的辩证法观点，还多少同社会历史发展有所联系。他后来关于矛盾普遍性的理论，大体也滥觞于此。

　　五四前期，毛泽东的思想中有一个最突出的根本点，就是首先要把握住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它的意思，是在面对万千事物时，要从大处着眼，首先抓住它的根本。把根本抓住了，其他枝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以后，他也常强调要善于抓住要领，抓住主要矛盾，强调纲举才能目张，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而在当时，他心目中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很有些像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心目中的“道”（老子）、“理式”（柏拉图）、“绝对精神”（黑格尔），总之是宇宙生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则。朱熹就曾说万事万物皆源于“一本”，“大本不立，小规不正”。杨昌济讲课时，也特别强调，“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皆由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神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此所谓贯通大原也。”⒀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给北京的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集中表述了对“本原”的看法。

　　他把“本原”通俗地说成是“宇宙之真理”，认为它是支配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拯救中国，也必须从寻求本原开始。他表示，目前和将来一段时间里，自己“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原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

　　这样，毛泽东开出了自己的救国药方：“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原。本原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他大声疾呼：“今吾以大本大原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这封信是了解早年毛泽东的思想的珍贵资料。八月三十一日，黎锦熙收到信后，在日记里写道：“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把“本原”落实到“人心”上面，就是应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就是伦理道德的建设。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把自己这时的主张概括为两个，一个是“精神上之个人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

　　针对封建专制和束缚个性的三纲五常的旧道德，主张个人主义，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毛泽东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始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他认为，人类的目的在实现自我。但他在个人主义前面加上“精神”两个字，却有他自己的特色。这种个人主义强调“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力求达到最高境界，使“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正鹄”不能只是“纯然利己”，而是应该实现的理想和价值。例如，看到自己所爱的人有难，关键的时候，“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否则，自己的生活就不完满，就“未达正鹄”。依此类推，“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他甚至极端地说：“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这种理解，已经超出了西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原义，包含着新道德观的萌芽。

　　关于“现实主义”。毛泽东认为，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不能脱离现实去追求虚幻的理想和价值，要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自我”。他说：“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一方面，他反对空谈，“凡吾思想之所及，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道德行为必须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反对盲目动作。

　　毛泽东写道：“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极高”是指追求独立不羁。“极卑”是指我终究又“一毫跳不出此自我以外之世界”。这个矛盾，他已觉察到了，但一时还不能完整地加以说明。

　　毛泽东在哲学、伦理学的王国里寻觅着、遨游着。他从中外文化里汲取营养，又闪烁着他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智慧之光。他这个时候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宇宙之真理”。夸大精神力量的唯心主义，在他的思想中无疑占有很大比重。这期间，他还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作文，深受杨昌济的赞赏，得了一百分。

　　但他这时的思想并没有定型，还在探索过程中。当他写下《伦理学原理》批注时，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道：“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未定。”既然还“茫然未定”，就得继续向前探索。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中，这类状况是常见的。由于他坚持把改造社会、匡济民族危亡作为出发点来进行理论探索，决定了他思想中的积极方面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由于他坚持一种从我做起、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从而使他在进行理论探索的时候，一直特别注重自我思想修养的磨练。

　　毛泽东从来把读“无字之书”看得比读“有字之书”更重要。或许，他当时的实际活动比保存下来的几篇文字表现得更富有个性和朝气，对他以后思想发展产生的作用也许也更大。

　　说来很有趣，毛泽东这样一位后来举世注目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却是体育论文。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新青年》上刊载了一篇《体育之研究》，全文约七千字，署名二十八画生。这个“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是杨昌济把他的文章推荐给陈独秀的。

　　他在文章里开宗明义，把体育和国力联系起来，说：“国力恭（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认为：身体是知识和道德的载体。在中学和中学以上，应该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针对重文轻武的颓风，他提出一个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因为体育锻炼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等许多好处，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可以说，《体育之研究》主要不是对体育这个运动形式的研究，毛泽东是想借此提倡武勇世风和充满朝气的奋斗向上的人生观。

　　这期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后来十分著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还向读者详细介绍了自己编的一套体操。他当时采用的锻炼项目很多，如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

　　所谓风浴，张昆弟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记载：“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概。”所谓雨浴，有一个夏天的夜晚，狂风暴雨，雷鸣电闪，毛泽东一个人爬上岳麓山顶，再返回来。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中所说“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的情趣。

　　毛泽东青年时代最喜欢的锻炼项目，是游泳。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这个爱好，他一直保持到晚年。江宽水深的湘江，是天然的游泳场。他时常约二三好友到这里挥臂击水。还在学校组织了一个有近百人参加的游泳队，晚饭后到湘江里畅游一番。同班好友罗学瓒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日的日记里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渡，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凉。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也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气力，不得谓非运动中之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毛泽东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⒁游泳，不单是强健了体魄，更激发了他的自信和意志。

　　毛泽东强调一个人要有坚强的意志。他在《讲堂录》的笔记中就写下：“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与流俗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陆象山曰：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无非使心地光明）。”以后，在他的一生中确实一直表现出那种坚忍不拔、冲破重重阻力、一往无前的惊人毅力，而这种惊人的毅力又是建立在对事情能“见得透”的基础上的。这是他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毛奇（molkt）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一九一七年六月，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近二十个项目。全校有四百多名学生参加，当选者三十四人，毛泽东得票最高。在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而“胆识”一项，则为他所独有，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

　　毛泽东的胆识，半年后有过一次受到众口称赞的显露。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护法战争期间，北洋军队从湖南衡宝一线沿铁路线向北溃退。长沙市民很是惊慌。一师位于南郊，靠近粤汉铁路，是溃军必经之地，随时可能遭受劫掠。学校当局准备将师生疏散到城东暂避。担任学友会总务的毛泽东提出，可以让正在受军事训练的学生自愿军负责守卫。校方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一些零散溃兵途经校门口，都不敢轻易闯入。十八日，有一支三千多人的溃军因为不知长沙的虚实，在一师以南的猴子石一带徘徊。毛泽东把几百个学生自愿军分成三队，拿着木枪，分布到猴子石附近几个山头上。同时，和附近的警察分所联络，由他们鸣枪呐喊，学生自愿军大放鞭炮。在这种突然袭击下，本来就张皇失措的溃兵不敢抵抗。毛泽东便派人去交涉，他们全部缴了枪。长沙免去了一场兵灾。

　　对毛泽东来说，这件小事是他平生搞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事后，人们称毛泽东“浑身是胆”。他的大胆却不是盲目蛮干，而是基于对情况的明了和事先的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同班同学邹蕴真问他：“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毛泽东回答说：“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旧，只得闭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⒂

　　第一师范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生活。毛泽东的社会活动日益扩大了。一九一七年十月学友会改选时，他担任总务，还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从前这两个职务都是由教员担任的。学友会会长由学监方维夏代理，毛泽东实际上主持工作。学友会开展了许多课余活动，如成绩展览会、讲演会、辩论会、运动会等。这年上半年，学校曾办了一期工人夜校，由教员上课，办得不成功，中途停下了。这学期还办不办？由谁来办？大家看法不一。毛泽东认为这是学校同社会联系的重要途径，应该办下去，而且要办好。方维夏同意他的意见，并决定由三、四年级的学生来办，由学友会教育研究部具体负责。

　　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写了一则《夜学招学广告》，用语是一般工人能懂得的大白话，倾吐出为失学工人分忧解难的拳拳之心：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这则广告先托警察贴到街头，并没收到预期效果，只有九个工人来报名。毛泽东遇到难题总是先从弄清情况着手。他召集同学们分析原因。最后弄明：上学不要钱，工人觉得不会有这样的好事；不识字的人本来就不会去看街上的广告；让警察去贴广告，人们有惧怕心理。找到原因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又带着印好的广告，分头到工人宿舍区和贫民区，边分发边宣传，细细解释。五天后，就有一百多人报名。毛泽东把这次活动的过程写进了《夜学日志》，说工人要求入学的心情，“如嗷嗷待哺也”，他们分发广告时，“大受彼等之欢迎，争相诘问，咸曰‘读夜书去！’”这大概是毛泽东最初体会到：做下层群众的工作，非做得周密细致不可。

　　在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其中大多数是一师的学友，包括有些已毕业的。他们大多是杨昌济的学生，都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这当中，也有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正在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就是看到毛泽东张贴的《征友启事》后结识的。他们多来自农村，了解民间疾苦，没有少爷公子的浮华，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朴实而充满朝气。节假日，他们经常到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风景名胜处聚会，或臧否人物、议论世事，或登高吟咏、斗韵唱和，相约不谈身边琐事。正如毛泽东后来追忆的那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⒃

　　从一九一六年开始，他们讨论最多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他们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猛烈冲击，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变动，“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⒄。发生这种“一个翻转”的剧烈思想变动的，自然也包括毛泽东在内。在这个基础上，一九一七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开始商量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

　　要成立团体，首先得有章程。一九一八年三月，毛泽东和邹鼎丞开始起草会章。萧三的日记说道：“三月三十一日，二兄（即萧子升——引注）来坐已久，交阅润之所草新学会简章。二兄意名为新民学会云。”“四月八日，接二兄手书，力主子出洋。附来润之所重草新民学会简章。”“四月十三日，夜，润之来，明日新民学会开成立会。”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是个星期天。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

　　萧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十三人，再加上没有到会的李和笙（维汉）、周世钊等人。这样，最初的会员就有二十余人。经过讨论，通过了会章，以“新民”为会名，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章还规定了几条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看来，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团体。成立会上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它的会章重点强调个人修养，政治性还比较含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当时达到的思想水平，受杨昌济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但它和毛泽东当时的实际想法也有距离。对此，毛泽东稍后曾有一个说明，他说：“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升。于是表决会章的条文如次……”。⒅联系到萧子升后来一直不赞成激烈变革、主张温和改良的思想，被他认为是“不见诸行事”而“颇加删削”的条文内容，大致属于毛泽东当时更高远的理想追求。

　　三个月后，他和蔡和森就突破了最初的会章宗旨。七月二十六日，他就新民学会的组织活动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在回信中说：“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蔡和森还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⒆看来，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杨昌济老师那种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去回避政治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正是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一道探求中国的出路的。

　　这时，会员多数已经从学校里毕业或即将毕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更好的施展抱负呢？学会成立之初，讨论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许多人不愿“堆积”在湖南一地，想散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处去学习和考察。毛泽东也认为，这样做每个人都可以去开辟一个方面，对将来大有好处。“向外发展”，成了会员的共识。

　　两个月后，毛泽东也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他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这年他满二十五岁。此时的中国，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

　　①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② 毛泽东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

　　③ 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16年2月29日。

　　④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⑤ 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⑥ 摘自长沙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纪念馆馆藏资料。

　　⑦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⑧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⑨ 毛泽东：《非自杀》，湖南《大公报》，1919年11月23日。

　　⑩ 毛泽东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同此。

　　⑾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

　　⑿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

　　⒀杨昌济：《论语类抄》，《杨昌济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⒁毛泽东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的批语。所引这段话，是对《沁园春·长沙》中“到中流击水”一句的解释。

　　⒂邹蕴真1977年4月回忆记录，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⒃毛泽东：《沁园春》（1925年秋）。

　　⒄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⒅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⒆蔡和森1918年8月27日致毛泽东信，《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52页。

第03章　五四大潮的洗礼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祖国首都——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到北京去？那是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恰在毛泽东从一师毕业、面对着选择今后生活道路的时候，法国到中国招募华工。蔡元培、李石曾等在北京组织华法教育会，搞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杨昌济此前已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把这个消息传回家乡。这时湖南的政局十分混乱，政权不断更迭，“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都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派蔡和森先期到京打前站。蔡和森在北京同杨昌济商量后，又拜访了北大校长蔡元培，两次写信促毛泽东等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迅速北上。信中特别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①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一行到达北京。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

　　这时，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的青年已达五十多人，是全国来的人最多的省份。毛泽东他们发起这个活动时，“并未料到后来的种种困难”。到京后，“会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②。几经联系，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长辛店开办了留法预备班，接受湖南青年入学。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还为他们筹措路费而四处奔走。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在一封家信中说：“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③

　　朋友们分赴各预备班学习以后，毛泽东留在北京。同行来京的罗章龙这时考进了北大预科，毛泽东却没有按杨昌济的希望去报考。这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同时也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有关。此外，当时教育部还有一个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

　　不进大学，总得要找一个托足之地，以获得生活来源。十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只有八元。但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是相当称心的，可以阅读各种新出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对他来说该是怎样的兴奋和刺激！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还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是有帮助的。一个是一九一九年一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④。

　　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自然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⑤。对陈独秀，毛泽东是崇拜的，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后来回忆，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到很大影响。

　　他既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的言论和行谊自然更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这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李大钊是在古老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十五日，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面。从而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还认识了谭平山、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这样一些后来颇为著名的人物，并同来自湖南的北大中文系学生邓中夏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他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大，思想越来越激进。在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也很受影响。当时无政府个人主义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北大学生朱谦之，他比毛泽东还小六岁。两人却颇为投机，朱谦之常常来看望毛泽东，相互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在北京，毛泽东起初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先生家中。其他会员分住湖南在京设立的会馆。往来相聚，诸多不便。不久，他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个人搬进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八个人挤住在三间民房小屋里，每屋有一铺通炕，人多炕窄，只能骈足而卧。棉被又大，摊不开，只好合盖。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们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⑥。生活是清苦而紧促的，但古城北京丰富多采的景色却是心理上的一种补偿。杨先生的女儿杨开慧，更给他以情感的慰籍。毛泽东进一师读书时，杨开慧只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如今已出落为十八岁的大姑娘了。经常来往于杨先生家里，毛泽东和她的认识逐渐加深，建立起恋爱关系。他们一同漫步在故宫河畔和北海公园，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还有倒垂湖面的杨柳枝头悬挂着的冰柱。隆冬时节，毛泽东满怀兴致地要去看一看大海。他约了萧子暲和罗章龙一同坐车去天津。走到大沽口，只看见一片冰雪，不过仍很满足。他还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工厂调查过。这些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九一九年春天，毛泽东要回湖南。原因是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⑦。再则，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就要启程出洋。三月十二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途中转道上海送别了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赴法青年。

　　这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在北京，色彩缤纷的新世界一下子涌现到他的面前，他也许还不能立即同它融为一体，他对一下子接触到的种种新思想一时也还来不及完全消化。但这些毕竟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迈出了从湖南走向全中国的第一步。

　　作为湖南青年赴法的组织者，毛泽东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许多赴法会友都曾恳邀他同行。一些会友到了法国后，还来信劝他出洋。罗学瓒在信中说得更是恳切：“惟弟甚愿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学。若少迟延，时光既过，人事日多，恐难有多时日求学矣。……润之兄啊！你是一个有志的人，是我们同伴中所钦佩的人，你如何带一个头，权且努力于研究学问的事呢？弟近来想及诸兄如此刻都出外求学，学他十年八载。异日回国，……各抒所学以问世，发为言论作社会之唤醒提倡者。”⑧

　　他仍然留了下来。他当时怎么解释已不得而知，稍后在一封信中却有过明确的说法。他说留在国内探索有许多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这不仅不影响吸收西方知识，还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⑨。

　　毛泽东始终是主张出洋，主张吸收西方知识的。就是在上面这封信中，他称自己“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往前说，早在新民学会成立时，他就计划过到日本去⑩。往后说，直到一九二一年九月，他还计划在国内再作三四年的预备，然后“赴外国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⑾。

　　这些设想，都没有实现。一方面，随后发生的一个又一个的政治事件接踵而至，吸引着他投身其中，无法脱身。同时，也和他上述对中西方文明的认识有关。在留学成为时尚乃至时髦的风气中，毛泽东坚持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国实际国情，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学习外国，并且对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都采取分析的态度，确有其不同流俗之处，这也许是他以后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契机。

　　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的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在这里任教。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每周上六节课。工资不多，毛泽东觉得这样也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同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加强联系，直接投身到社会活动之中。

　　一个月后，五四运动就爆发了。

　　中国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之一。四月三十日，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要求，反而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山东攫取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消息传来，北京学生在五月四日首先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立刻震动了全国。中国人民长期郁积的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政府当局卖国行径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五月九日，长沙的报纸冲破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新闻封锁，纷纷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商量改组现在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据当时已参加新民学会的蒋竹如回忆：“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我正在一师十三班的自习室里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同志把我叫了出去。并告诉我：北京派来了两个代表，……现在要商量一下怎样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等几个人，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二十五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第二天，我们便分途进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⑿

　　五月二十五日，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二十余名各校学生代表汇集楚怡小学，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邓中夏后，便由邓通报北京学运情况。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三天后，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六月三日，在学联的组织下，长沙二十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

　　学生联合会的会址设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该校学生、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任会长。它的工作人员也大多是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住的修业小学离商专很近，有时就住在商专就近指导。“可以说，他是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⒀。

　　七月九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它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当月已发展到四百多个。这对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思想的提出，可能也会有影响的。

　　五四运动使一些先进分子带着头脑中积存下来的问题开始更深入的思索。他们下工夫研究并介绍各种新思想。全国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湖南长沙各校也出版了十多种刊物，如《新湖南》、《女界钟》、《岳麓周刊》等，但影响都不大。湖南学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并聘请他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毛泽东准备了十多天，《湘江评论》创刊号在七月十四日正式出版了。它标明自己“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辟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世界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全用白话文。该刊共出五期。

　　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全力投入《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只好代笔补白。那时正是酷暑时节，蚊叮虫咬，一般人不胜其苦，而毛泽东总是挥汗疾书，常至夜半。一天早上，太阳出来老高了，商专学生易礼容来找毛泽东，他还未睡醒。易礼容掀开蚊帐，不料惊动了一群臭虫，“它们在他用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乱窜，每一只都显得肚皮饱满”⒁。这种情况，想来不止一夜。一个多月内，毛泽东竟为《湘江评论》写了四十篇文章。文章写好了，还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他此时的生活异常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薪水除吃饭外就没有剩余，他的行李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身上的灰布长衫和白布裤穿得也很破旧。在这种窘困生活中，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却进入最活跃的状态。

　　一个时代潮流发生急速转折的历史时刻，引起人们思想上的震荡和变动，无论在广度上和深度上，是平时多少年都难以比拟的。

　　毛泽东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很能反映他在这个时候的思想和心情。他热情欢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是怎样传播和研究这股新思潮的呢？他把近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社会变革归结为一点：“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用平民主义打倒强权统治，这是他当时的思想基调。

　　以往，毛泽东一直着重致力于从精神方面来探讨宇宙的“大本大原”，用以解释一切，很少注意决定精神观念的社会物质基础。如今，在五四运动大潮的有力冲击下，他的视野顿时变得开阔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他开始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也转向整个社会的改造问题了。

　　他意识到：“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⒂“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⒃。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无非就是“知识”、“金钱”和“武力”这样一些东西⒄。显然，毛泽东的思想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已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历史。他表示，今后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⒅。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连载于第二、三、四期上面。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以往，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一直在教育圈子里，总是极力推崇圣贤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殷切期待“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出世，担当起改造人们思想和世界的重任。如今，他感到需要有一个“透底的变化”了。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实际中，他开始看到过去他没有发现的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开始觉得许多人虽然“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民众联合的基础是什么？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抗争；号召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他在这篇文章中作为主词使用的，不再是“我”如何，而是“我们”。这种用语上的差别，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深刻变化。

　　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是只看重单纯个人的力量，而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民众之内，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关于民众联合起来后的行动方法，毛泽东说存在着两种主张。一种是以马克思为首的激烈派，一种是以克鲁泡特金为首的温和派。他当时的思想矛盾在于：一方面称颂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打倒强权。后一点，在他当时的思想中显得更为突出，在《创刊宣言》中被作为行动方针提了出来：“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他不赞成暴力革命，是想避免社会“起大扰乱”，还觉得强权者也是人，是我们的同类，如果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得到的仍是强权。

　　一个人思想上发生剧变，常常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蜕变过程，不是一步就可跨到的。毛泽东在这时选择的仍是温和的改良道路，觉得“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些”⒆。

　　然而，军阀统治下的现实，却毫不“温和”。八月中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被迫停办了。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解散。

　　这个杂志只存在一个多月，在湖南却发生了很大影响。创刊号印了两千份，立刻卖完了，再印两千份，仍不能满足需要。不少进步青年，如任弼时、郭亮、萧劲光，就是在《湘江评论》的直接影响下开始觉悟的。这个杂志，在省外也引人注目。北京、上海、成都的一些报刊，都转载过它的文章。在北京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期，刊载一篇文章《介绍新出版物》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个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这期《每周评论》的主编和这篇介绍文章的作者，正是胡适。

　　这时的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和李大钊进行着“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这次论争，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开始分化。论争双方的主要人物都是毛泽东所敬重的，对这场论争的实质，他似乎一时还不能完全了解。从根本上说，他一向看重要探求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不能只是枝节地去解决问题。他当时写道：“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⒇他又是注重实际的，所以并不忽视对种种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

　　毛泽东听过胡适关于实验主义的讲演，曾把实验主义列为近代思想变革的标志之一。他计划筹组一个问题研究会，并起草了一个章程，于九月一日发向各地，邓中夏还把它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这个《章程》提出了需要研究的七十一项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国际、技术等许多方面。恰在这时，长沙一个叫赵五贞的女学生不满父母包办婚姻，在花轿里割颈自杀，轰动了社会。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个事件，让刚刚加入新民学会的周南女校学生李思安等去调查，于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九篇文章，对封建婚姻制度、妇女解放的问题做了一番扎扎实实的分析研究，激励人们奋起反抗黑暗的封建社会。

　　社会主义，在五四运动后期已逐步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但当时人们眼中的社会主义，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流行于北美的工读主义等等。它们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混合物。一切都在讨论和试验之中，毛泽东也在比较和试验之中。在当时诸种思潮中，无政府主义一度占据优势。因为它在中国这块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比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占先了一步。在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都一度倾向于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是毛泽东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旅程中经历过的一个中间环节。

　　一年前，一九一八年六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就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居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踏遍岳麓山的各个乡村，想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他们在这里自学，相互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自己挑水拾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这一实验，很快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中断了。

　　到北京后，毛泽东又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一九一九年三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日本的新村》，说新村“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接着，北京大学的王光祈等又组成三个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试图用这种和平的、以典型示范的方式来创建新生活和新社会。这些，在青年中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初到北京的毛泽东也受到它的感染。

　　他回到湖南后，虽然一直忙于学生运动和办刊物，但仍草拟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作为他改造社会的一种构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他把其中的《学生之工作》一章公开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

　　毛泽东是这样来设计他的理想社会蓝图的：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等等；以后，把这些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今不敢言‘模范国’、‘模范都’、‘模范地方’，若‘模范村’则诚陈义不高，简而易行者矣。”(21)这种主张同他在《湘江评论》上提倡的“无血革命”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认为，岳麓山一带，是实施新村建设的最适宜之处。他把《学生之工作》公开发表出来，目的是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

　　毛泽东这个建设新村的梦想还没有来得及尝试付诸实施，就被现实生活中极其紧迫的驱逐张敬尧的斗争打断了。这是客观环境迫使他这样做的。

　　张敬尧是皖系军阀，一九一八年三月率北洋军进入湖南就任督军。主政湘事期间，作恶多端。如：纵兵劫抢，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等等，五四运动爆发后，始终敌视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湖南人民从心底发出了反抗的呼声。

　　毛泽东正从事教育工作和舆论鼓吹，张敬尧却蛮横地摧残教育并封禁了《湘江评论》。这些，也不能不给予毛泽东强烈的刺激，使他难以平静下来。当八月中旬张敬尧强迫解散学联时，他就开始考虑进行一场驱张运动。九月中旬，毛泽东在商专召集原学联干部酝酿驱张问题，指出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尽可能策动教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他明确地把驱张运动视为爱国运动的继续和深入。

　　十二月二日，重新恢复的湖南学联联络各界代表在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遭到张敬尧军队的武力镇压。这一事件更激怒了湖南人民。毛泽东连续两天参加长沙各界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的会议。六日，学联公开发表驱张宣言，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决定一致罢课。

　　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这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地发动起来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他以小学教师的身分成为这场驱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长沙各校总罢课的同一天，派出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处请愿联络。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率领赴京的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住在北长街一个叫福佑寺的喇嘛庙里。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到京后，经与各方协商，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毛泽东很注重新闻舆论的力量，又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起草发出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

　　为了要求撤惩张敬尧，代表团在京先后进行过七次请愿活动。毛泽东还作为请愿代表，义正词严地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了驱张要求。

　　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日益病重的杨昌济特地致信当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可惜，毛泽东的这位恩师不久就病逝了。毛泽东曾多次到医院探护杨昌济。杨昌济病逝后，他到法源寺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守灵，并发起募捐，抚恤遗属，操办后事。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又同蔡元培、章士钊、杨度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公布杨昌济病逝的消息，介绍他的生平。

　　驱张运动发生了明显效果。张敬尧的罪行逐渐大白于天下。在各方一致声讨下，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但最终迫使张氏溜出湖南的，靠的还是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已参加国民党的谭延闿在南方政府的旗号下率湘军再入长沙。时间是一九二○年六月。

　　在一九二○年六月，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从武昌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认为包括驱张在内的“这两年的运动，效力还不十分大”，今后“要预备充分的能力”，“锻炼一班好同志”，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毛泽东曾在这封信前加了一个按语，对自己倾全力投入的驱张运动作了反思。他说：“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但驱张“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22)。

　　的确，第二次北京之行，是为着驱张而来。但毛泽东却是把驱张放到改造社会的整个方案中去思考的。湖南究竟应该如何改造？中国究竟应该如何改造？新民学会应该向何处发展？这些，都是盘旋在他脑际的大问题。

　　对新村式的改良，毛泽东仍保持着一定的热情。到北京后，他就和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取得联系，并正式加入了这个团体。一九二○年二月，他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并写信向长沙的新民学会做了介绍，说：“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23)一种学理是否正确，最终要靠实践来检验。看来，毛泽东对工读互助运动，既喜欢又茫然。他还需要继续观察它在实践中的效果。他曾到周作人的寓所，拜访这位中国新村运动的倡导人。谈话内容，不见记载，但可以推想也是以“新村”为主要话题的。

　　驱张以后，湖南怎样建设？毛泽东起草了一份改良性质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于三月十二日寄给在京的老师黎锦熙，表示这些虽然是“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但在中国如果连这样一些事也不去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驱张以后，一班志同道合的湖南进步青年做什么？毛泽东设想，自己邀上一些人，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试试看，在里面“实行共产的生活”(24)。

　　这个时候，毛泽东和李大钊接触更是频繁。他们多次讨论了赴俄留学和女子留学之事。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进北平前，还在西柏坡这样讲到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由于李大钊的影响，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了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当时，和毛泽东交往甚密的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举办的“亢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九二○年一月四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会晤毛泽东，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他二月间给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说：“即我，历来狠懵懂，狠不成材，也狠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狠有研究的价值。”三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又前往黎锦熙住处长谈到深夜，讨论改造中国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社会主义的问题，黎锦熙也主张中国的问题应该从“根本解决”下手。

　　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问题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透彻了解，他是不肯轻易地作出判断的。问题越重要，就越是如此。他觉得，自己对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25)。通过驱张运动的实践，再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了解，他意识到，“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自己也一样，未曾详细研究，因此如同“睡在鼓里”(26)。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似乎一时还不愿去做“详细研究”。他历来不是一个只从书本里寻求真理的人，再加上他“脑子不能入静”(27)，更想做的还是在他看来更现实的一些具体事情。一九二○年四月一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彭璜、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由旅沪的一些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成。毛泽东决定到上海，同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同时，萧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也将要从上海启程，可以乘便送行。

　　四月十一日，毛泽东离京赴上海。中途，他特意下车去游览了孔子的故乡——曲阜，还登了泰山。对孔子这一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人，他仍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二十五天后，五月五日，毛泽东一行到达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今安义路六十三号）。这时，新民学会从北京、长沙、天津到上海的会员达十二人。五月八日，由毛泽东主持，在半淞园开了一天会，送别赴法会友，同时讨论了会务。讨论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28)五四时期，不少讲新思潮的青年，常常耳食了些新名词，立刻生吞活剥，虚骄浮躁地大发种种议论。新民学会这次讨论会强调“潜在切实”，正是有感而发。大家还议定了介绍新会友的四个条件：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29)

　　五月十一日，在沪会友送别了萧三等六人。毛泽东还想试一试他一度醉心的工读互助生活，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实验过互助工读团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经过亲身实践，他很快察觉这种团体生活中难以克服的弊端，立刻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30)

　　上海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讨湖南建设问题。毛泽东同彭璜等几经讨论，草拟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上海的《天问》周刊及《时事新报》发表。六月十一日，湘人痛恨的张敬尧被逐出长沙，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在湖南建设民治这个新问题，立刻提到湖南人的面前。十四日，毛泽东将原先写好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发表于上海《申报》。这个月内，毛泽东还接连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阐明他的主张。毛泽东深深感到，张敬尧走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根除的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减兵员以“推倒武力”统治；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他认为，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以得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

　　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意见。谈话中，自然也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31)

　　在他“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和南陈北李这两位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巨人相继晤谈，可说是毛泽东第二次离开湖南的巨大收获。他又要回湖南了，他这时的事业还在湖南。

　　六月二十六日，张敬尧军队全部撤出湖南省境。在外从事驱张活动的湘籍人士相继回到长沙。七月七日，毛泽东经武汉返回后，应聘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不久，又被聘为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级任（班主任）。这时，他的心情是愉快的。

　　回湘后，毛泽东就着手办两件大事，一件是关于当前的，一件是关于长远的。

　　关于长远的，他着力于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把眼光主要地转向俄国。还在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便两次写信告诉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表示自己不打算到法国勤工俭学，而准备“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毛泽东还准备在两三年后组织一个“留俄队”，他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32)为什么想要去俄国呢？因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33)。

　　回到长沙，毛泽东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七月三十一日，湖南《大公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宣称：“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文化书社所面对的工作对象，比新村和自修大学时要广得多。他当时说的新思想、新文化，也不再是宽泛的“新思潮”。他说：“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可以看出，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开始寄托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榜样上。

　　他们租了长沙潮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作为文化书社的社址，还请刚刚就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写了招牌。毛泽东以“特别交涉员”的身分，多方筹借资金，努力扩大营业范围，先后和省外六七十个单位发生业务往来。文化书社经营的书刊，如《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译著，以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编辑的刊物《劳动界》，都体现了毛泽东追求的“新文化”的希望之光。这些书刊都很畅销，社里总是供不应求，反映出当时湖南社会中对介绍新思潮的出版物的迫切需求。文化书社社址，后来事实上也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对内对外的秘密联络机关。

　　创办文化书社后，毛泽东又和方维夏、彭璜、何叔衡等筹组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八月二十二日，筹备会议在长沙县知事公署举行，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具体工作安排是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实地考察，提倡赴俄勤工俭学。九月十五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正式成立，毛泽东被推为书记干事。经毛泽东推荐，湖南《大公报》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在青年中产生广泛影响。俄罗斯研究会还先后介绍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十六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然后赴俄国留学。

　　关于当前的，是和驱张运动一脉相承而来的湖南自治运动。这是毛泽东回长沙后投入的第二件大事。

　　当时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腐败而又专横，打着“武力统一”的旗号，连年发动对南方的征伐战争，许多人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地方自治或联省自治上面。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曾表示赞同。李大钊甚至说过：“依我看来，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中国。”(34)这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小的。在北京，他就同罗章龙讨论过，想把湖南搞成中国的先进地区，就像西方古希腊的斯巴达、德国的普鲁士那样。(35)从上海回湖南后，尽管他已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但对社会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期望。不在实践中尝试一下，人们是很难轻易放弃自己选择过的思想武器的。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曾在七月九日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七月二十二日，新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发表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的“祃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他的目的是笼络人心，维护他还没有巩固的统治，抵制北洋军阀政府的再度干预。但湖南社会各界，由于长期深受北洋军阀之苦，由于谭延闿当时打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再加上毛泽东等此前对湖南自治的广泛宣传，许多人对谭的诺言寄予很大希望。各种社团和知识界人士纷纷发表主张，提倡“民治主义”、“湖南自治”。

　　谭延闿发表“祃电”时，毛泽东正在韶山乡下休息。九月一日，他赶回长沙，立即参加湖南自治的讨论。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个人或联名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的报纸上连续发表十四篇文章，系统地提出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

　　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有意把“湘人治湘”和“湘人自治”相混淆，实质是想借湖南人的家乡观念，为他们这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开路。毛泽东提出，湖南人民要求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因为“湘人治湘”是“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36)他要求把“湖南自治”搞成发自下层的政治运动。他心目中的榜样是俄国，“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37)。

　　湘人自治采取什么形式呢？毛泽东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38)他觉得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国“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39)。“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40)

　　毛泽东号召湖南带个头，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他认为，湖南在驱张成功后，已经摆脱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可能率先这样去做。他设想：在这个国家里，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等等。

　　毛泽东这种近乎惊世骇俗的构想是大胆的，但又是空想的。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上还存在的内在矛盾：这个用来率先示范的“湖南共和国”其实近似一种放大了的“新村”；由各种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联合起来，用舆论的力量来推动谭延闿实行湖南自治，又近似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鼓吹的“呼声革命”。只要有机会，他都还想试一试。

　　湖南自治的舆论声势已成。毛泽东希望能进一步推动起一种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此同时，谭延闿也担心呼声日高的自治运动发展下去后，他会控制不住，就匆忙地在九月十三日召集“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推举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会”的起草员，来草拟一部“省宪法”，然后召开制宪会议。毛泽东当然不能罢手。形势的发展，迫使他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实际运动中去。

　　谭延闿官办自治的方案刚发表，毛泽东、彭璜和《大公报》主编龙兼公就动议搞一个民办自治的文件。稿成后题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这个文件利用谭延闿原来所作的开明姿态，承认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省政府“实在是一个革命政府”，认为在这“千载一时的机会”，由这个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是比较现实的。同时提出：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的湖南乃建设告成”。

　　这个文件于十月五日至六日在长沙《大公报》上公开发表，签名者达三百七十七人，几天后增加到四百三十六人。毛泽东为实施这个文件多方筹划奔走。七日，他参加湖南学联召开的省城各团体、各报馆代表联席会议，决定双十节举行自治运动游行请愿，推举龙兼公、毛泽东起草《请愿书》。八日，他又出席省教育会召集的“第二次筹备自治运动之各界联系会议”，到会代表四百三十六人，由毛泽东担任主席，详细讨论了宪法会议选举和组织法要点，并推举方维夏等将讨论结果提交湖南省政府。

　　十月十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到达督军府门前时，彭璜等代表向谭延闿递交了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在省议会门前，出于对包办“制宪”的不满，还有人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

　　谭延闿接下了《请愿书》，但对所提各项要求却在事后断然拒绝。十一月下旬取谭而代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更撕下开明的伪装。他们知道毛泽东是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便制造谣言，说是毛泽东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还想捣毁省议会。警察厅随即把毛泽东召去诘问，想借此造成一种高压的恐怖气氛。毛泽东不得不在《大公报》上登出《辩证函》，郑重声明：“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毫侵犯。”

　　警察没有再采取什么行动。但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好似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也从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似乎也有些心力交瘁，告诉朋友，“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41)。十一月下旬，他决定离开省城休息些日子，到了江西萍乡。

　　在萍乡，毛泽东又从行动回到了思考。原来设想的路走不通了，必须另外开辟一条新路。他一向是个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能够在探索中不断扬弃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想法的人。

　　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同一天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等新民学会会员写了五封信。其中三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教训。

　　给向警予的信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并且从这个失败中得出结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给李思安的信说：我们须“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这个“他们”，自是指谭延闿、赵恒惕之流。

　　给罗章龙的信说：“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须“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毛泽东总是扎扎实实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又一次的自我剖析和扬弃。事实的教训，使他终于摆脱开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使他更加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下这个决心实在是不容易的。一旦下定了决心，他再也没有回过头。

　　到十一月底，他还做完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把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往来通信，编辑成两册，并在一些信件上写了提要或按语，在十二月间印制出来。这是对他和新民学会两年多来思想探索的道路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回顾。

　　毛泽东在《通信集》中一封讨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信件上加写了一段重要的话：“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

　　这些运动之外的“主张”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42)

　　这时的蔡和森，正在法国。自一九二○年五月上海半淞园会议之后，新民学会会员主要分在法国和长沙两地活动。留法的会员到这年冬天已达到十八人。第一批赴法的蔡和森等已能阅读法文书刊，“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革命书刊。这使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比毛泽东等稍早一点，也更深一些。上海半淞园会议要求法国会友定期会集，组织座谈。萧三把这个精神带了到法国。一九二○年七月五日至十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十五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会，通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在如何进行改造的道路上，出现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争论。会议委托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等。

　　萧子升的信写于八月初。他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蔡和森的信写于八月十三日。他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其中，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的情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这两封信在路途上时，毛泽东正为自治运动忙得不可开交。他大约在十一月份看到它们，这时正好已抛弃实行湖南自治的幻想。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于十二月一日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会友写了长达四千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作出明确的选择：“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引注）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是他从无情的实际生活中得出的结论。

　　萧子升随后于一九二○年十二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于九月十六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复，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表明他两年多来经历了一条多么曲折的心路历程啊！四十年后，他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43)

　　在表明这种态度时，毛泽东刚过完二十七岁的生日。

　　① 蔡和森1918年6月30日致毛泽东信，《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44页。

　　②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③ 罗学瓒致祖父、叔祖父信，1918年10月16日。

　　④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28日。

　　⑤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⑥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⑦ 毛泽东致舅父母信，1919年4月28日。

　　⑧ 罗学瓒致毛泽东信，1919年11月14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68页。

　　⑨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⑩ 据萧三1918年3月31日记载：“二兄来坐已久，……又述润之等赴日本求学之计划。”

　　⑾毛泽东致杨钟健信，1921年9月29日。

　　⑿蒋竹如：《湖南学生的反日驱张斗争》（1962年2月24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0—582页。

　　⒀蒋竹如：《湖南学生的反日驱张斗争》（1962年2月24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0—582页。

　　⒁易礼容：《有关新民学会的史料几则》（1979年7月7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5页。

　　⒂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湘江评论》第1号，1919年7月14日。

　　⒃毛泽东：《学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

　　⒄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

　　⒅毛泽东：《健全会之成立及进行》，1919年7月21日临时增刊第1号。

　　⒆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

　　⒇毛泽东：《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

　　(21)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

　　(22)毛泽东：对易礼容1920年6月30日致毛泽东、彭璜信的按语，1920年11月。

　　(23)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

　　(24)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25)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26)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

　　(27)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20年6月7日。

　　(28)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29)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30)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20年6月7日。

　　(31)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0、133页。

　　(32)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

　　(33)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34)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新潮》第1卷第2号。

　　(35)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从湖南到北京）》（1979年5月），《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0页。

　　(36)毛泽东：《“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3日。

　　(37)毛泽东：《释疑》，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27日。

　　(38)毛泽东：《“全自治”与“半自治”》，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3日。

　　(39)毛泽东：《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6日、7日。

　　(40)毛泽东致罗章龙的信，1920年11月25日。

　　(41)毛泽东致罗学瓒信，1920年11月26日。

　　(42)毛泽东对易礼容1920年6月30日致毛泽东、彭璜信的按语，1920年11月。

　　(43)毛泽东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3日。

第04章　建党初期的实干家

　　二十七岁的毛泽东，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一九二○年冬天，他和杨开慧结婚。

　　杨开慧生于一九○一年十一月六日，比毛泽东小八岁。她跟着母亲在长沙县板仓乡下度过童年。父亲杨昌济留学归来后，迁居长沙城。一九一八年又随父亲迁居北京。杨昌济病逝后，一九二○年二月和哥哥杨开智扶柩回到长沙。不久进湘福女中选修班读书。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她便到湖南学联做宣传工作。

　　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中，和她相爱了。杨开慧后来回忆说：“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毛泽东也有许多信给她，表示爱意。还写过一首《虞美人》寄给杨开慧，上阕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坐起薄寒中。”大概只有在热恋中的深情男子，才会写出这样温柔缠绵的词句。

　　杨开慧还说：“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假设有一天母亲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享一个命运”。

　　这些话写于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杨开慧牺牲前把它藏于长沙板仓住所的墙缝里，直到一九八三年才被发现。这也是他们爱情史上的一段佳话。

　　他们结婚的时候，杨开慧只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毛泽东任主事的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师宿舍。这天晚上，他们花六块银元办了一桌宴席，招待长沙的几位亲友。从此，杨开慧一直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并在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婚燕尔之际，毛泽东牵挂着新民学会的活动。他和蔡和森、何叔衡等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从根本上确立新民学会发展正确方向的时机也已成熟。长沙的会员好些日子没有开会了，他和何叔衡等商定，一九二一年元月一日至三日在潮宗街文化书社举行学会的新年大会。这几天，正好是各机关和学校放假的时候。在发出的通知里，根据巴黎会友的提议，列了“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等十二项讨论内容，要求会员先研究准备，届时“拨冗到会，风雨无阻”。

　　元旦这天，下了一场雪。邹蕴真回忆：“那天早饭后，一人徒步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书社是租用旧公馆的一部分，坐北朝南，前面一道高墙，中间开个黑漆大门，进门是个方砖铺成的空坪，空坪北面有一长排房屋，靠东的两间木房，就是书社作为营业处承租的铺面。空坪东边靠近营业处前面，有个长方形厅堂，里面放着一张长方桌和一些小方凳，就是我们开会的会场。开会期间，天气阴冷，时飞小雪，但到会的仍踊跃，无中间缺席者。”①

　　到会的有十多人。会议由何叔衡主持。先由毛泽东介绍巴黎会友召开蒙达尔尼会议的讨论结果，然后着重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的方法、眼前如何着手这三个问题，畅所欲言地展开讨论。

　　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有人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主张“改造世界”，有人主张“改造东亚”，有人不主张用“改造”二字，认为宜用“促社会进化”。毛泽东发言说：“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一月二日付以表决。到会者十八人中有十四人赞成“以改造中国及世界”或“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

　　一月二日，讨论第二个问题时，仍先由毛泽东介绍巴黎会友的意见，接着他把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归纳为五种：一、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供大家讨论。何叔衡第一个发言，说他“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毛泽东紧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似。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表决结果，毛泽东等十二人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两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三人弃权。

　　一月三日，讨论第三个问题，即眼前如何着手。大家提出研究、宣传、联络、经费、基本事业（办学校、书社、印刷局等）和建立组织等六项。熊瑾玎等谈到“有组党之必要”，全体同意把“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着手方法”之一。

　　在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法”时，毛泽东表示：“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

　　能留作会议纪念的，是毛泽东整理的新年大会全部记录。不久，他又把这份记录铅印出来，作为《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分寄给长沙及省外、国外的会员。

　　当时在《湖南通俗报》做主编的谢觉哉，在元旦这天刚被毛泽东、何叔衡、周世钊介绍加入新民学会，他参加了后两天的讨论，在元月三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新民学会开会，关于主义争辩甚厉。……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②

　　巴黎和长沙的两次大会，说明新民学会已成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学会七十四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的约三十一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有三十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并同情革命。只有熊梦飞等二人后来成为反共分子。

　　和新民学会多数会员分道扬镳的，还有主张温和改良的萧子升。毛泽东一九一○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就和他认识了。在湖南一师又是同学，萧早毛泽东三年毕业，两人曾一同“游学”，相交甚深。萧子升很有活动能力，书法很好，但有公子气。他从法国回来后，同毛泽东争论了好几个晚上，谁也没有说服谁。大革命时期，他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国共分裂后，当过故宫博物馆监守，国民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后来长期旅居海外。晚年曾回忆说：“一九二○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中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③

　　这个“秘密组织”，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新年大会前后，毛泽东没有把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事情在新民学会公开。

　　一九二○年八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④看来，长沙一开始就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

　　十一月间，毛泽东便收到了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正式委托。他们还将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毛泽东，还寄来了《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十一月左右，毛泽东曾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内容之一就是参加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因陈乘海轮赴广东，就任孙中山军政府的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到长沙来。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时间大约在一九二○年十一月。

　　不久，毛泽东写信告诉蔡和森这位建党热情最高的朋友：“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⑤。

　　在筹组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毛泽东还进行着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一九二○年十月，他同时收到北京、上海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便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的在校学生中物色对象，建立团组织。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就是毛泽东物色的建团工作骨干。他在一九二○年底的日记中多次写道：

　　十一月十九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十一月二十一日，“会见毛，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十二月二日，“泽东来此。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为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咐多找真同志。”

　　十二月十五日，“接泽东复信，‘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团结一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的问题你可努力在校发展团员，在本学期开一次会’”。

　　十二月十六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十二月二十七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日记几次出现“找真同志”的字眼。可以看出毛泽东积极慎重、注意质量的建团方针。北京、上海一些地方在建团时，由于缺乏经验，忽视质量，成员复杂，以至不得不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宣布解散。湖南的团组织避免了这段弯路。它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日，即新民学会新年大会结束后十天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立时有团员十六人，到七月份发展到三十九人。其中有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

　　当时，毛泽东已父母双亡，他先后把小弟弟毛泽覃和从小在他家里长大的堂妹毛泽建接来长沙读书，只留大弟毛泽民在家理事。毛泽东把自己献给了革命，对家庭也有了新的想法。

　　一九二一年二月，他带着毛泽覃回韶山过春节。年三十晚上，毛泽东和弟妹们围着火塘守岁。毛泽民告诉哥哥，家里起了一次火，修屋用了不少钱，前些时候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抢劫，家事已是一年不如一年。毛泽东听后开导说，国乱民不安生，要舍家为国，走出去干点事。家里的房子可以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就算了。那几头牛，还是让别人去喂，要春耕了，人家用得着。剩下的谷子，春耕时粜给上下屋场的人吃。

　　过完春节，毛泽民随毛泽东离开韶山到了长沙，被安排在一师附小做校务，同时在工人补习学校学习。从此，毛泽东全家投身革命活动，毛泽建、毛泽覃、毛泽民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毛泽东对个人的思想修养和改造一直十分认真地对待，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给彭璜的信中对自己性格中的长处和弱点作了坦率的剖析：“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情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青年毛泽东的这种性格，在他以后的日子里仍多少可以看得出来。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采纳蔡和森此前“事须秘密”，“潜在运动”⑥的建议，常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名义，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毛泽东还时常向长沙《大公报》推荐马克思主义文稿。该报主笔龙兼公是他的朋友。毛泽东还通过第一师范工人夜校，在工人中展开工作。一九二○年五月一日，长沙工人和学生数百人冒雨举行了庆祝国际劳动节游行。据李达回忆：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在住所交换各地工作经验，“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刚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⑦

　　毛泽东是一九二一年六月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知的。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六点，他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乘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旅费由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协助筹集。他们走得很突然，也没有让亲友送行。当时和何叔衡同在《湖南通俗报》工作的谢觉哉在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借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⑧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

　　这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十二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惠僧与会。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

　　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四十五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十九岁。十五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二十八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以后改变整个中国面貌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年轻人成立起来的。他们或西装革履，或身着长袍，是一色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当时并不特别引人注目。

　　代表们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校，会址设在不远处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家里，门牌是贝勒路树德里三号。七月二十三日正式开会，最后一天（三十一日）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进行。大家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做记录。会议正式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并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关于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会议确定要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的确，毛泽东有着许多实际活动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⑨。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⑩。

　　八月中旬，毛泽东回到长沙。因身体不舒服，便住在船山学社，以养病为主。他抓紧时间读了些书，特别“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诚已晓得非读不可了”⑾。

　　他的心情是愉快的。要做的事情很多，怎样开展工作？党的“一大”会议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办法。各地党组织的工作，一般从两方面着手：一、利用职业关系进行宣传和发展党员；二、想法接近工人，组织工人运动。毛泽东也是这样开始他建党初期的活动的。

　　回湘不久，他被聘为湖南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随即辞掉一师附小主事职务，推荐何叔衡接任。他们觉得党需要有一个加强理论学习和宣传的公开场所，便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学。

　　创办自修大学是毛泽东的夙愿。早在一年多以前他就设想过。毛泽东先后起草了自修大学的《组织大纲》和《创立宣言》。里面说“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采取自学为主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并注意劳动，“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学校发出的《入学须知》中申明：“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九月开学时，入校者只有一人，即后来著名的共产党员夏明翰。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省长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的罪名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时，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已经培养了来自湖南三十四个县和外省四个县的二百多名青年。

　　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同时，毛泽东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十月十日，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

　　支部租了小吴门外清水塘二十二号一处平房，作为秘密活动机关。清水塘在城郊，地方比较偏僻，所住多为菜农，菜畦里有两口水塘，上塘水浊，下塘水清，由此得名。门前有一条路直通小吴门，人来人往不大引人注意。毛泽东和杨开慧从一九二一年十月搬到清水塘，一直住到一九二三年四月离开长沙。

　　湖南党支部成立后，毛泽东着手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为了接近工人，他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赤脚穿了草鞋，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同他们做朋友。先后在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黑冶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吸收一些先进分子入党。在学生中，首先是在自修大学、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等基础较好的学校发展党员，有的学校还建立了支部。毛泽东还两次到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建立党支部。两次到安源煤矿了解情况，并于一九二二年二月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由李立三任书记，是湖南党组织领导的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夏曦、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毛泽民、黄静源、杨开慧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入党的。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包括江西萍乡安源）已有中共党员三十人。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等，后来增加郭亮。区委机关仍设在清水塘二十二号。杨开慧实际上担任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

　　这个期间，毛泽东还以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身分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湘区团组织建设工作。一九二二年六月七日至十五日，他连续三次给当时在团中央机关工作的张秋人写信，报告和联系团务。六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长沙地方团员大会，在团执行委员会下面，特设立了学生运动、劳工运动、社会教育运动、妇女运动、政治宣传等七个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十分自然，中共“一大”闭幕后，便把发展工人运动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所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中旬，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十月，在长沙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

　　尽管毛泽东在一师时办过工人夜校，但从事工人运动对他仍是件缺乏经验的陌生事情。他办事历来不尚空谈，而是脚踏实地，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在湖南从事工运，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争取湖南劳工会。这是个在湖南工人中较有基础而又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的工人团体。它只作经济斗争，组织原则是“铲除领袖的合议制”，绝对打破领袖观念和男女界限，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在长沙成立。主要创始人是黄爱和庞人铨，会员约七千人。

　　劳工会拥有不少群众，黄、庞二人在工人中也有相当威信。要把他们争取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泽东首先仔细了解和分析了劳工会的情况，从中看出一些有利因素。如：黄爱、庞人铨都是五四运动、驱张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为人正直，纯洁；黄爱还先后受过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是在征得陈独秀的支持后由沪返湘组织劳工会的。劳工会领导第一纱厂工人反对省政府把纱厂租给华实公司的斗争遭到失败，正需要人帮助指导。于是，毛泽东从帮助黄爱、庞人铨入手，指定专人同黄、庞联系，还多次约他们到清水塘住处恳切交谈。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毛泽东同黄、庞商议改组劳工会，并在《劳工周刊》上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一文，对改组劳工会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劳工会的目的不仅在从事经济斗争，“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是旧的行会式组织方式要不得，要有民主产生的人员精干的办事机构。三是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要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黄、庞的赞同和采纳，他们随即对劳工会进行改组，把原来各工团的合议制，改变为书记制，将过去的八个部集中为书记、教育、组织三个部，黄爱还邀请毛泽东助理会务。他们接受毛泽东“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先后成立了土木、机械、印刷等十多个工会。劳工会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十二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到桂林和孙中山会商。途经长沙曾作停留。毛泽东在文化书社接待了他，介绍黄爱、庞人铨和马林见面，请他“花了一个晚上给他们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的情况。⑿马林在随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曾这样谈到沿途的观感：“这次南方旅行我觉得是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最重要的时期。……在若干省城里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十分感兴趣。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里有青年学生的各种地区性俱乐部，研究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青年组织总的说来实际上并没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只有长沙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联合会，这个工会组织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底举行了罢工”⒀。

　　马林走后，毛泽东请易礼容转告黄爱、庞人铨，邀他们到清水塘谈话。事后，毛泽东对易礼容说：“谈得很好，他们的见解看法同我们是一样的，愿意同我们一起干”。

　　十二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发动长沙一万多工人、市民和学生，举行示威，反对美、英、日、法等国在华盛顿召开“共同支配中国”的所谓太平洋会议。黄、庞分任大会主席和游行总指挥。当时的记者报道说：“劳工会的‘老虎的和平’的传单，从经济的立场，揭穿太平洋的内壁，鼓吹阶级斗争，鼓吹劳动者武装，鼓吹全国、全世界的劳动者的大团结，色彩是很鲜明的。”这是改组后的劳工会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活动，在全国影响很大。黄爱、庞人铨也在斗争中洗刷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黄爱、庞人铨因组织长沙纺织工人罢工，遭军阀赵恒惕逮捕，次日晨被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牺牲前，黄爱被砍三刀后仍用力高喊：“大牺牲，大成功”。

　　黄、庞遇难后，毛泽东立即联合长沙各界在船山学社两次召开追悼大会，发行纪念特刊。为冲破赵恒惕对舆论的封锁，毛泽东把李立三从安源调回，指示他去常德动员黄爱六十岁的父亲同去上海，向各界控诉赵的罪行。随后，毛泽东也借机赴上海，组织反赵运动，出席上海追悼黄、庞大会。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追悼黄、庞，抗议赵恒惕摧残工运罪行的浪潮。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中特别说道：“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⒁黄爱五四时期曾在天津参加觉悟社，和周恩来交情甚深。周在德国得知黄、庞被杀，悲愤地写下《生别死离》一诗，表示决心要用鲜血来浇灌“共产花开”，让“赤色的旗儿飞扬”！

　　通过改组和指导湖南劳工会的活动，毛泽东初步获得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他深知依靠和培养骨干、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于是指派党内干部，先后组建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这个名称，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定下来的。除路矿等方面的一部分产业工人外，湖南省会长沙主要是手工业工人聚集的城市，行业很多，工人多达十万人。毛泽东领导湖南党组织先后组建了长沙泥木工会、长沙人力车工会、长沙笔业工会、长沙理发工会、长沙缝纫工会、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等。各工会和俱乐部的秘书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毛泽东还亲自兼任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的秘书。从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三年初，先后领导发动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

　　斗争高潮是从安源工人大罢工开始的。

　　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共有工人一万七千人。由于株洲同长沙已有铁路相通，它同长沙的联系比同江西省会南昌要方便得多，所以由湖南党组织领导，是湖南党组织领导范围内最大的工矿企业。早在一九二○年十一月，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到萍乡休息，到过安源考察，注意到这里的工人所受的残酷剥削。他们每天劳动长达十二个小时，工资低微。矿井又没有安全设备，不断出现伤亡事故。

　　一九二一年冬，安源路矿一些工人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派毛泽东前往。他两次到安源，后一次还带了李立三等一同前往。下到又黑又脏的煤井，同工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疾苦。他告诉工人们应该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还打了个比方，说：路上有点小石子，大老板抬脚随便一踢，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合成团，大老板搬也搬不动。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决定把这里作为发展工人运动的基本立足点。年底，派李立三到安源开辟工作，以后又陆续派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到安源工作。

　　毛泽东很强调争取以合法形式开展斗争，先把脚跟站稳，逐步开展工作。他告诉李立三要利用当时社会上时兴的平民教育运动，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发现和培养骨干。李立三到安源，用的就是办平民教育的名义。他通过关系打听到萍乡县知事是举人出身，喜欢古文骈体，反对白话文，就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请求立案，果然很快得到批准。这个县知事还把呈文加上头尾，作为布告张贴。一九二二年一月，安源建立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任主任，朱少连任副主任，取得了合法地位。一九二二年“五一”劳动节这天，安源工人举行了声势较大的示威活动。

　　五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当听说“五一”游行喊的口号中有“中国共产党万岁”时，他告诫大家，一定要稳当，一下把共产党公开出去，要是反动派向你们要共产党怎么办？有的人就会害怕。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要讲究斗争策略，不然就要吃亏。现在要紧的是把工人组织起来。

　　此后，工人俱乐部注意斗争策略，采取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方式，把俱乐部活动同工人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使加入俱乐部的工友增加了许多。九月初，毛泽东第五次来安源，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分析安源斗争形势，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接着又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罢工方案。毛泽东提出了“哀兵必胜”的策略，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路矿当局。九月十四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罢工宣言提出十七项政治和经济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经过五天的激烈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安全胜利”⒂。这年冬天，毛泽东第六次来安源，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在会上作了全国工运情况的报告。临行前，毛泽东指示安源党组织，趁罢工胜利，发展一批优秀工人入党。安源党团组织迅速发展，到一九二三年就发展了十三个党支部和二十六个团支部，还建立了安源党的地方委员会。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第七次到安源。这时，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残酷镇压，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安源路矿当局也扬言要取缔工人俱乐部。来安源前，毛泽东就召集安源党组织负责人到长沙开会研究对策。他指示要暂避锋芒，取稳重步骤，不轻易举行罢工，但要摆出弯弓待发之势，做好罢工的充分准备。安源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回来后一方面找矿局谈判，严词指明当局有请军队解散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如果这样做，势必引起工人再度罢工，整个矿区将遭受破坏。同时在工人中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做好充分准备。这就使矿局陷于被动，终于不敢动作。

　　一九二二年十月，紧接安源罢工胜利之后，毛泽东又发动和领导了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

　　当时，官府搞土木工程的“义务工差”很多，工价又低，这是泥木工人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工人罢工的基本目的是争取营业自由权，并要求长沙县知事把工价调到三角四分。十月六日，罢工开始后，毛泽东奔走呼号，使全国一些地方的工会发来声援电，长沙《大公报》几乎每天都报道罢工消息。但长沙县公署拒绝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工人们决定请愿，县公署又张贴布告，禁止请愿，否则依法惩办，还说工人中有“暴徒”。一些工人害怕再度发生黄、庞事件，找毛泽东商量。毛泽东对他们分析说，现在的形势与黄、庞领导罢工时大不相同了。一方面，工人有组织，社会各界同情我们；另一方面，此事和赵恒惕直接关系不大，没有赵的眼色，长沙县知事周瀛干不敢杀人。

　　十月二十三日，数千泥木行业工人开进了县公署围墙。毛泽东穿着一件对襟衫在队伍中间指挥。他手上带着一个口哨，吹一声口哨，工人喊一句口号，连吹连喊，工人的情绪越发高涨。周瀛干始终不敢出来。最后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只好出面，答应次日上午召集公团会议，请泥木工人派代表出席协商。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亲自担任泥木工人首席代表，率领几名工人代表到省政务厅同吴景鸿谈判三小时，迫使吴答应由泥木工人行具一个呈文，说明要求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交省政府赵恒惕批准。毛泽东当场将吴和工人代表的谈话记录下来，并起草呈文。第二天，《呈省长文》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毛泽东在“呈文”里采取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和分化打击的策略，特别指出：营业自由，载在宪法，工价之争，官府不必过问。泥木工人以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既蒙省长维持，复承政务厅吴厅长于今日工等代表晋见之时，代表省长表示允照工等主张办理”，请省长明白批示，以安人心云云。赵恒惕不得不照此批准。至此，泥木工人经过二十天罢工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更大规模地开展湖南工人运动，毛泽东开始筹划全省统一的工人组织。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新河站开成立大会，大会由毛泽东主持，全省三十多个工会组织各派代表参加。与会代表一致赞成组建全省工团联合会，随即又召开联合会第一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推为主席并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发表演说。会后，毛泽东参加起草了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章程。十一月五日召开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选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同时发布宣言通告全国。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两大地方组合”之一，另一个是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名称是搬用的外来名词，很难被工人群众所理解。在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这个名称便不再使用了。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做的一件大事，是同赵恒惕政府进行了三天说理请愿斗争。

　　当局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深感不安。他们制造谣言，说干工运的是“过激派”，得了外面的钱，搞无政府主义，要推翻现在的省政府等。同时还放出将对工人采取严厉镇压手段的口风，并发生了长沙西区警察署突然摘下人力车工会会牌等挑衅事件。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利用赵的省宪法，展开说理斗争。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分，率领所属各工会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等二十三人，会见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省警察厅长石成金。十二日，又会见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十三日，直接会见赵恒惕本人。他们就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态度，关于结社、集会自由，表明工界本身的态度等十个问题展开谈判。迫使赵恒惕等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还承认省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有自由结社、和平集会的权利，“不受何种特别法令的限制”，“完全有效”。毛泽东等还申明：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它于工人有利，但目前尚难做到，故以民治主义为原则，绝不是官厅文告说的无政府主义。赵恒惕等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确是深恶痛绝，但对社会主义却茫然无知，因而表示“均以工人采这种态度极为得当”。

　　工人的要求基本上得到解决，毛泽东等立刻以《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县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为题，披露说理斗争详实情况，刊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的长沙《大公报》上。赵恒惕像吞下一颗酸涩的果子，很不是滋味。事后他对左右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就不能立足了。

　　的确，经过两年工人运动的锻炼，毛泽东已经成长为一个老练的革命家。在斗争实践中，他依靠组织和群众，培养骨干，注重策略，利用矛盾，争取舆论，以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后来毛泽东身上表现出来的出色的领袖才干，这时已初见端倪。他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罢工十次，胜利及半胜利九次，失败一次，“大引起社会之注目”⒃。同时也获得党内的高度评价。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曾这样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⒄

　　自一九一七年四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刊发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六年过去了。从五四、建党到工人运动，陈独秀越来越赏识毛泽东的才干。一九二三年一月他着手筹备党的三大，便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安排好湘区工作，离开清水塘，离开妻子杨开慧和刚刚半岁的儿子毛岸英，秘密地前往上海。这时，长沙街头已贴出赵恒惕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的布告。

　　① 邹蕴真：《新民学会成立会和一九二一年新年会议概况》，《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5页。

　　② 《谢觉哉日记》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26、27页。

　　③ 萧子升：《毛泽东青年时代》，引自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综述》，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75页。

　　④ 周佛海：《扶桑籍影溯当年》，引自《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71页。

　　⑤ 毛泽东致蔡和森信，1921年1月21日。

　　⑥ 蔡和森致毛泽东信，1920年8月13日。

　　⑦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⑧ 《谢觉哉日记》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⑨ 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1979年3月14日、17日），《“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5页。

　　⑩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⑾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21年9月28日。

　　⑿《马林赴华回忆》（1935年8月19日），《“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0页。

　　⒀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

　　⒁陈独秀：《党务、政治宣传、劳动运动情况及今后计划》，1922年6月30日。

　　⒂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1923年8月1日，原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

　　⒃毛泽东：《省宪下之湖南》，中共中央理论月刊《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

　　⒄《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1923年6月。

第05章　在国民党内工作

　　离湘赴沪后不久，毛泽东又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先期到达广州，和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等，为中共三大做准备工作。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三十一号召开。毛泽东以湘区党的代表身分出席。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还在去年八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留下的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只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由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国民党在社会上有威信，又在南方建立了根据地。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几经挫折，深感中国革命要改弦易辙，对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抱着积极欢迎的态度。西湖会议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就陆续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对这样做，毛泽东是有思想准备的。四月离开长沙时，他在湖南自修大学主办的《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提出：中国的反动势力太大了，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共产党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将同“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合作，以“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到广州后，他在《向导》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是“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阵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①。从五四时期倡导民众大联合，到这时主张建立联合阵线，他的思路是连贯的。

　　在三大上，对国共要不要合作并没有什么异议。但围绕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却发生了争论。张国焘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去搞党内合作，否则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也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张国焘的观点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多数人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在发言中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阵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

　　大会选出九名正式委员、五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五个人中有三个人原来是新民学会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根据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②。

　　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时他三十岁，刚好是“而立”之年。

　　三大后，中央机关暂留广州。这时起，毛泽东开始接触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他曾和李大钊、陈独秀到廖仲恺家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还常去培正路简园谭延闿住处。谭被赵恒惕迫出湖南后，这时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建设部长，正在为讨伐赵恒惕做准备。毛泽东通过他加强对国民党内部情况的了解和联系，也为中共湘区委采取联谭倒赵的政策创造条件。这时，国民党本部刚好要派国民党元老覃振回湖南，毛泽东便托他带信给李维汉，要湘区委协助覃在湖南筹备国民党组织。当时，在湖南的国民党员只有邱维震一个人。

　　此后，毛泽东一直挂念这件事情。九月，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办公，便委派他回湖南贯彻三大决议，指导湘区委筹备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林伯渠，还给了他一个中央党部筹备员的名义。

　　此前，湘区委接受他的建议，派何叔衡、夏曦、刘少奇和覃振、邱维震成立了筹备组。由于谭延闿率军讨赵，湖南战事甚紧，工作没有完全展开。九月，谭败退广东，局势稍稍稳定下来。十六日，毛泽东回到湖南，随即同夏曦商定了筹建和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具体步骤：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在常德、衡阳等地建分支部，在这个基础上再成立湖南总支部。二十八日，他写信给在广州的林伯渠等，汇报了这个计划，说当天便“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并建议委任夏曦为筹备主任。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十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使湖南在大革命时期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这次回湘，毛泽东和杨开慧仍住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二十二号。开慧上有老母，下有孩子，负担很重，生活清苦。毛泽东回来后她格外高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毛岸青也于十一月降生了。可是刚住了三个月，毛泽东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离湘赴上海。临行前，毛泽东强抑感情，作《贺新郎》相慰：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到上海，是为了参加即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的通知说：“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③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是个很重要的日子。在孙中山主持下，国共两党的精英，同处于广东高等师范学院那座有着高高塔楼的礼堂内，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分出席。他的座位是三十九号，会议期间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他多次发言，除就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问题发表意见外，还针对国民党内的右派观点申明自己的主张。

　　一月二十八日，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写上国民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这个提案显然是针对共产党员跨党、反对孙中山容共政策的。李大钊率先驳斥方的谬论，诚恳地解释了共产党的做法。廖仲恺等人起而支持。在大会气氛有利于国共合作的情况下，毛泽东趁机发言：“主席！主席！三十九号发言，本席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④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轻易否决了。

　　二十九日，大会在是否通过“请采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发生了激烈争论。所谓比例选举制，是西方国家选举制度之一。它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在选票总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其议员席位的名额。提案人黄季陆发言说：“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在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力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他的意图是保护当时在国民党内占少数的右派的地位，很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毛泽东发言反驳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⑤多数代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大会没有通过这个提案。

　　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和注意。三十日上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他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他于二月中旬到上海，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六月初，杨开慧和母亲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到上海，一家便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今威海卫路五八三弄）。

　　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在广东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工作，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办公。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分任各部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沈泽民、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子、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等共产党员，也都担负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社会上一时称环龙四十四号为“国共群英会”。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那时也设在上海。国共合作一段时间后，需要总结经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等决议案，强调“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并“以宣传工作为主”，宣传国民党一大精神，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要求民权的主张。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分设组织、宣传、工农、妇女各部，毛泽东担任组织部长。

　　会后，他以中央局秘书身分，起草并与陈独秀联合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如《中共中央通告》第十四号（五月十九日）、第十五号（七月二十一日）、第十七号（九月十七日）、第二十一号（十一月一日）等。这些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右倾。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孙科等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十八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又提出“弹劾共产党案”。针对这些情况，在第十五号《通告》里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这个概念，要求全党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另一方面，“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右派的言论、活动，“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毛泽东正是本着这种原则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坚持工作。执行部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党员重新登记。老党员也都要经过填表和审查后才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作为组织部的秘书，毛泽东具体负责这件事。有些老党员摆资格，认为“毛头小伙子不配问我们的履历”。据罗章龙回忆，“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他们三人交谈，我和润之不认识此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一打听，才知是辛亥革命后当过四川省长的谢持，现在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实际上是个反对改组的右派。“他到我们这里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人都要填”。因为未得允许，谢持便“一怒而去。润之说，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⑥。给了这个台阶，谢持还是填了表。那些以老党员自居的人也都按规矩办了。

　　右派分子自然仍不会罢休。成立上海第四区党部时，右派为争取领导权，先是请孙中山出面为他们说话，但遭到拒绝。然后孤注一掷，决定雇佣流氓打手，混入会场干扰。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同左派商量，动员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出席会议，由王荷波组织纠察队，控制会场，制止流氓混入，保证了成立会顺利进行。

　　叶楚伧是执行部三个常委之一，算是负责人。八月一日，他竟策划一些国民党人在上海南方大学开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当即激起左派的反对。第二天，右派分子闯入上海执行部机关，殴打邵力子。事件发生后，由毛泽东领衔，同恽代英、施存统、沈泽民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

　　毛泽东事实上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同叶楚伧等右派的斗争也公开化了。这年十一月十七日，孙中山应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向他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执行部十四人致孙中山的信，反映“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部内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于停顿”，希望派员解决。孙中山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无暇处理此事。叶楚伧等人“用尽办法、把毛赶走”⑦。加上积劳成疾，毛泽东就在十二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叶楚伧很高兴，特地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祝贺”⑧。

　　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久，中共四大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并确认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这是党对中国革命认识的重大进展。大会还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

　　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共两党组织各界群众，广泛传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精神，形成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接着，五卅运动席卷全国，把大革命推向高潮。同时，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也进一步分化。以一九二五年八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为标志，国民党内部逐步形成以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新右派。这就使国共合作的关系更加复杂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从湖南归来，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到达广州。这时，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因政府事繁，不能兼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事，于十月五日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

　　毛泽东到任后，为了纠正此前宣传工作无计划、不敏捷、不普遍的缺陷，首先着眼健全宣传工作体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原来管辖的范围实际上只及广东一省，同其他省市党部宣传部门没有联系。毛泽东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通过报刊和交通工具向各省市宣传部布置宣传要点，一是要求他们定期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到一九二六年五月毛泽东离开宣传部时，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的省市已达十二个。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快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作党务报告时，欣喜地说：有一件事可以乐观，就是本党在海内外的宣传工作很有进步，“本党在以前对于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不很统一，现在说可以比较的统一了”，在深入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

　　在国民革命错综复杂的风风雨雨中，宣传工作的成效不只表现在它的规模和数量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贴近时事的深刻内容和战斗风格。

　　毛泽东刚刚主持宣传部工作，国民党内部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林森、邹鲁、叶楚伧、张继、谢持等少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自称的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他们公开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职务，停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等，史称“西山会议派”。他们在一些地方设立“国民党分部”，操纵上海的《民国日报》，大造反苏、反共，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舆论。这以前，戴季陶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

　　一个新的尖锐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的面前：为了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对国民党内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分裂活动，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的调查表时，在说明他的政治主张后，已经指出中产阶级存在着左翼和右翼，对待两者的态度应当有根本的区别。他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毛泽东在理论宣传上做出了可贵的努力。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发表了国共合作以来他的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文章劈头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在逐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毛泽东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乃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文章特别提醒人们注意，中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具有动摇不定的矛盾态度。例如，“有一个戴季陶的‘真实信徒’（其自称如此）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乃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因此，这个阶级的“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时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个分析是深刻的，在当时是独具特色的。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农民》和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青年》，都先后转载这篇文章，随后又在广州汕头出单行本。几十年后，作者把它作为开卷篇收入《毛泽东选集》。

　　从主编《湘江评论》开始，毛泽东一向看重报刊舆论的社会作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在反击新老右派的斗争中，他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据沈雁冰（茅盾）回忆：该报当时“对外不公开，所以通信地址就设在毛泽东的寓所。毛泽东已编了四期，后因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会后忙于其他工作，有一个多月没有出版。我去接编的是第五期”⑨。

　　为什么要办《政治周报》？毛泽东在《发刊理由》中说得很明白：“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对反革命的宣传，他说：“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怎样进行反攻？在方法上“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在他自己主编的四期上，毛泽东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揭露一切反革命宣传的实质，是“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⑩。

　　“联合战线”，就是后来说的统一战线的意思。那时，许多人担忧，分裂出一个国民党右派，对国民革命是一个很大的不幸。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的许多文章，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历史必然性。他的基本观点是：在革命和反革命两大阵营的决斗中，中间派不是倒向这边，就是倒向那边；划分左派和右派的标准，是看他对待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态度，对待国共合作的态度，对待工农的态度；西山会议派就是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事实上做了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工具。从国民党自身的历史和结构成分来看，国民党右派分裂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因为它“并不足以阻碍中国的国民革命”⑾。

　　反对西山会议派斗争的高潮，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分出席，席位是第十三号。会前，他被指定为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五位成员之一，并为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严厉批评西山会议派的言论和行为。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一大”以来的《宣传工作报告》。他还参与起草《宣传决议案》、《宣传报告决议案》和《党报决议案》。

　　大会二百七十八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大多数，使会议得以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分别给以党纪处分。

　　一月十八日在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节外生枝，说国民党内所以发生两派纠纷，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活动而不肯公开造成的。他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以上三样办法，如果办到，其纠纷将不解自解。”毛泽东等相继作了反驳。毛泽东发言说：关于共产党人的身分，“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关于共产党的活动，“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至于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问题，“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这些发言得到很多代表的赞成。袁同畴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⑿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常委会批准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长。他又调进萧楚女、沈雁冰等一些共产党员。宣传部“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实际上宣传部的工作都是共产党做的”⒀。

　　但是，这次大会在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对势力正在坐大的国民党新右派却没有触动。“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了解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中存在危险。为了排除这种危险，他们准备向新右派（戴季陶）作出让步。”在选举问题上，他们甚至一开始就打算退让，决定“只应有两名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只是由于出席会议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们强烈反对，才使新选出的三十六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七名，二十四名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六名。蒋介石在这次会上第一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在国民革命军里，他原来只是一个军的军长，此时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的总监。这就为他篡夺领导权埋下了隐患。后来，毛泽东谈到国民党二大时说：“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⒁

　　中国共产党出于善意的退让并没有使联合战线内部的矛盾因此缓和下来，相反，倒是更壮了国民党新右派的胆。二大结束后才两个月，蒋介石就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三月二十日，他无中生有地说共产党人私调中山号军舰要劫持他离开广东，借此逮捕了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在广州实行戒严，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员，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

　　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赶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住所，同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商量对策。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也在那里，他们俩都主张反击，毛泽东建议动员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密赴肇庆叶挺独立团驻地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⒂但遭到拒绝。随后，他又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正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恩来回忆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⒃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等对情况的分析是：黄埔军校有五百多共产党员，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五个军的军长和蒋介石有矛盾，而蒋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我们还掌握了一个叶挺独立团，从力量上看是可以反击的。只要我们态度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支持我们。

　　这些建议都被拒绝。当时正率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在广州访问的依文诺夫斯基也不同意，他是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在处理中山舰事件中事实上处于决策地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主张妥协。三月二十九日还发出指令说，“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蒋介石确实很快从中山舰事件陷入的政治危机中“拔出来”了。不到两月，他就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借口避免“党内纠纷”，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来指导出席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讨论是否接受此案时，一连七天都没有结果。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陈独秀商定的意见，要求与会的共产党员签字接受。毛泽东没有签字，全会表决时也没有举手。具有讽刺味道的是，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都激烈地反对《整理党务案》，以至声泪俱下。但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此案。

　　根据《整理党务案》，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离开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位置。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另一件事情了。

　　那就是农民运动。

　　①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周刊，1923年7月1日。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

　　③ 《中共中央第十三号通告》，1923年12月25日。

　　④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4年1月。

　　⑤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4年1月。

　　⑥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2页。

　　⑦ 大德：《上海执行部小史》，《现代史料》第1集，1933年。

　　⑧ 大德：《上海执行部小史》，《现代史料》第1集，1933年。

　　⑨ 茅盾：《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⑩ 毛泽东：《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政治周报》第1期，1925年12月5日。

　　⑾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

　　⑿《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6年1月。

　　⒀茅盾：《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插话，1943年11月17日。

　　⒂茅盾：《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⒃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1943年11月27日。

第06章　走向农民运动

　　对农民，毛泽东自然是熟悉的。他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然而，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他的认识仍然经历了一个过程。

　　建党初期，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等正在提倡乡村教育。恽代英一九二三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①

　　陶行知当时所提倡的乡村教育，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在实践上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是彭湃。一九二二年他开始在广东海丰老家活动，一九二三年一月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使这里成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的地区。

　　中国早期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正全力从事工人运动的毛泽东，没有完全忽视农民问题。一九二三年四月，湖南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胜利后，毛泽东派工会领导成员、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辟农运工作。白果乡的农民在水口山做工的很多，那里有较好的工作基础。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在九月中旬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农工会搞了一些平粜阻禁的斗争。白果乡正好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家乡，他自然不能容许，在十一月派兵镇压了那里的农民运动。

　　刘东轩、谢怀德回白果开辟农运时，毛泽东已到广东出席中共三大。

　　参加这次大会的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张说：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②。

　　不过，当时三大的主要议题，中共中央注意的焦点，是如何推进国共合作，认为农民运动还不是眼前最要紧的任务。三大虽然也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却没有花力气去具体组织实施。担任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自己，一时也无暇去做。

　　但中国农民作为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毕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九二三年七月，陈独秀在《前锋》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的一篇文章。③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介绍了广东海丰和湖南衡山白果两处农运的情况，说：“由上述的两桩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呵。”

　　时机似乎已逐渐走向成熟，关键是要有得力的人到实践中去艰苦地摸索。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正巧有了这样一次机会。

　　他先在长沙板仓岳母家过完春节，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回到韶山冲。

　　农村过年，拖的时间长，又是农闲时节，毛泽东一回来，看望他的乡亲不少。他和杨开慧也四处串门。他接触最多的，是早年由他带到长沙的学校里当校役、这时刚从安源矿上回来的共产党员毛福轩，还有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毛新枚等。他通过各种渠道做了不少社会调查。

　　钟志申是毛泽东的小学同学。当听说他一九一八年曾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走了当地恶霸成胥生的团丁时，毛泽东很是兴奋。他后来回忆：“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我“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④。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长沙，他有过办工人夜校的经验。这时，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常去夜校查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根据他的要求，夜校还借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的道理。如讲“手”、“脚”两个字时，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们用这些事实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

　　从三月起，毛泽东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夜校的学员大多成了农协骨干，夜校场所一般也是秘密农协的会址。不久，这种秘密农协发展到二十多个。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发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六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他在自家阁楼上主持了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枚等的入党仪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由毛福轩任支部书记。

　　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共韶山支部的这些最早成员后来都先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谈起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毛福轩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都那样努力，一直担任到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建立中共韶山支部后，毛泽东还注意发展一些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小学教师加入国民党，于七月初在韶山建立起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并指派共产党员李耿侯、钟志申等分别担任宣传、组织工作。这方面的活动，当时湘区青年团委派来韶山工作的贺尔康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如七月五日：“民校（国民党——引注）今日到韶山李氏祠开会。我到会时才八点钟，……到下午七点钟闭会，共开会四次，讨论有三项：一、党务问题；二、反帝国主义问题；三、乡村的教育问题。”八月一日：“晚饭后，邀请国校（国民党——引注）同志到吉新堂开第一次成立区分部大会。到会者同志十人，又区党委员三人，由润之主席。到十一点钟才散会。”

　　当时，湖南仍处于军阀赵恒惕统治下，国民党基层组织同共产党、农协一样，都是秘密的。这些组织的公开活动，大多利用“雪耻会”的名义进行。贺尔康七月五日日记说到的“反帝国主义问题”，就是指毛泽东召集国民党区党部会议，商量在各乡雪耻会的基础上组织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的问题，毛泽东还在七月十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雪耻会来源于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发生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的事件。五月三十日，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又在南京路上向抗议的群众开枪，打死十三名工人、学生，伤者更多。全国迅速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抗议怒潮。湖南许多地方成立了“雪耻会”。毛泽东同毛福轩、钟志申等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韶山一带成立了二十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开展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检查洋货、禁止销售洋货等活动。这些正是国民革命的一项基本内容。

　　不过，农民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毛泽东深知这一点。

　　七月间，韶山大旱，田地龟裂，又正是青黄不接、粮食奇缺的时节。地主却乘机囤积居奇，高抬谷价。毛泽东便召集中共党支部和农协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粜。他派人同当地土豪、团防局长成胥生交涉。成胥生不仅拒绝，还把谷子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要毛福轩等率领数百名农民带着锄头、萝筐等，连夜奔赴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成胥生见农民人多势众，被迫开仓平粜，其他地主也就不再敢闭粜。这是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

　　对这个时期毛泽东在韶山的活动，贺尔康在日记里还有许多记载：七月十二日，“下午润芝先生来舍邀我同去行人家（即串门——引注）。”“九点钟，国校（国民党——引注）开会，成立第四区分部。一点又十五分钟时，会才完毕。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虽（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动，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七月二十一日（阴历六月初一日），“到韶山南岸毛润之家，上午而他已他往，未在家。就翻阅最近的报纸，看了半天。下午三时润之才回来，此时C（共产党——引注）人也随时到了几个，等到六时C人还未到齐；世校（共产党、雪耻会、农协负责人合称——引注）开会后，天已暗了，我因不能走，就宿了。”八月四日（阴历六月十五日），“下午到南岸润之处，是C·Y·的常会期”。“晚同润之到玉提凹小毛氏祠，民校（国民党——引注）开会，十二点钟时才返”⑤。

　　毛泽东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虽不长，却很有章法，在偏僻的山村搞起了各种组织。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当时颇具影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湘潭县农会在《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中介绍说：“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展亦在各县之先。”“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年二月间起而组织。到十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从此即开始作经济政治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这种种运动，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⑥

　　毛泽东的活动，自然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成胥生密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八月二十八日，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遽捕毛泽东。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了这封密电，写了一封信交人赶快送到韶山。据毛泽民的夫人王淑兰回忆：“那天下午，泽东同志在谭家冲开会，……送来信后，家里就派人去谭家冲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开水泡点饭吃，轿子是我给他请的。泽东同志先给他们讲好，抬的谁？抬的郎中。送轿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⑦

　　这时，毛泽东已到了长沙。就在赵恒惕的眼皮下举行秘密会议，向中共湘区委报告韶山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还到湘江边上，橘子洲头，回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师范生生活，写下有名的《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时的毛泽东，风华依然，但已非只是“书生意气”了。

　　九月到广州后，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对个人经历作了这样的概括：“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在“学业”一栏里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时间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时，他正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分析了“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所谓“半无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民。毛泽东那时把他们划分为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还有“小资产阶级”中的自耕农和“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他又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上写了一篇《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无疑为他的这些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而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当时，中共中央虽然也成立了农民部，但工作主要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的。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从此，毛泽东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三月十九日，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创办于一九二四年七月，目的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⑧。此前已有五届毕业生，共四百五十四人。最初的主办人是彭湃。毛泽东接办第六届，地址在广州附近的番禺学宫。经过筹备，这届讲习所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正式开课，收有来自二十个省区的三百二十七名学生。同一天，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毛泽东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便全力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这届农讲所共开设二十五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八门，教员多是有实际经验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如彭湃、阮啸仙等。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多的，共二十三个课时。

　　毛泽东从六月初开始讲这门课。从保存下来的学员课堂笔记里反映出，毛泽东严肃地回顾并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由于没有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拥护。他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

　　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自觉地认清这个关键性问题，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这方面工作中，再也没有改变。这就为他以后能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胜利之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当然，对如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他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探索。

　　毛泽东历来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他在农讲所提倡学员研究各省的农民问题，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还主持拟定了地租率、田赋、地主来源、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三十六个调查项目，要求学生根据家乡的实际情况一一填写。毛泽东很珍视这些调查材料，后来丢失了，到六十年代谈起时还说很可惜。

　　当时，彭湃领导的以广东海丰为中心的东江农民运动最为成功。八月间，毛泽东又组织师生到那里实习两周，大大加深了对农民运动的了解。《中国农民》报道说：“赴海丰实行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⑨

　　革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这一天，北伐军先头部队叶挺独立团已攻占湖南醴陵。所到之处，都有当地工农群众直接给以各种援助。十一日占领长沙。七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国共合作策略和民众运动政策等问题。会议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但对农民运动的限制很多，认为农民协会“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等。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和中央的这个认识已有所不同。他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内容有三类：一是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如《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一是农讲所教员的专题研究报告，如《俄国农民与革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学生的调查材料。原来准备出版五十二种，后来受条件限制只出版了二十六种。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根据这一分析，毛泽东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之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那就是不知道轻重本末。由此，他进一步阐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农民运动篷勃高涨的事实面前，认为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这种看法，逐渐为国民革命队伍中不少人所承认。这时，毛泽东最富特色的贡献是：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这就比较具体地说明了中国革命同盟军这个问题，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毛泽东并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度已走在前列。《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发表后，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九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全文转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翟秋白还要求中央宣传都的羊牧之根据毛泽东的见解充实宣传内容。

　　这时，毛泽东无疑已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

　　在毛泽东完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时，北伐军相继在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前锋直指武汉。农讲所的目的，本来是要把经过训练的干部派回农村，向农民宣传革命，发展农民运动。为了配合快速推进的北伐战争，第六届农讲所在九月间结束。学员们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

　　送走农讲所学员后，十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这时北伐军已攻占武昌，会议主要讨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国民党最近政策等大问题，历时半月。出席这次联席会议的人中，共产党员占四分之一，国民党左派还稍多一些，再加半左派，“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右派、中派（以丁惟汾为有力领袖，戴季陶亦出席数次，未发言）共约占四分之一，但不敢多说话”。“孙科说：‘即〔只〕要找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⑩会议发表宣言，重申继续执行国民党一大和二大的决议。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十一月上旬，他让杨开慧和母亲携岸英、岸青回到湖南，自己离开广州乘船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中共中央农委原已决定设立，但组织一直没有健全。毛泽东到任后方才正式办公。

　　毛泽东主持中央农委工作后，立刻把自己的重点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进入到对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农民运动作出通盘的部署。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并于十一月十五日得到中央局批准。这个《计划》提出，农民运动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条件而又在国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大力开展起来。“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因为这四省是北伐战争准备首先推进的地区，发展这里的农民革命，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统治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历来的主张。“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这个以重点带动全局的设想，使全党的农运工作有了一条具体的行动路线。《计划》还要求“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不愿只是坐在大城市里去指导农民运动。为了实施《目前农运计划》，十一月下旬他赴长江沿线一带视察，联络江西、湖南、湖北诸省国民党省党部，商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

　　在南昌，毛泽东会晤了林伯渠。林此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委。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记载：“晚开会晤润之。归寓已十二时矣”。⑾第二天，他们又一同访问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和该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以争取支持。晚上，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宴请林伯渠、毛泽东等。这是郭沫若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后来他把此事写进回忆录《洪波曲》，感觉毛泽东“静如处子”，很有些像汉初的张良。由于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多方面地做工作，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二十九日作出决定：江西选送一百五十名学员到武昌农讲所，并负担经费一万三千元。林伯渠在这天的日记中说：“十一时开十一次政委会，议决农讲经费、农民协会补助费、合作社各案。”⑿

　　这时候，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毕业于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的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朱友互、王首道等三十多名学员回湖南后，成为农运骨干。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派往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有二百零三人，农民协会会员从四十万人激增到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人，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凡有农协的地方，农民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的经济斗争，并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湖南有些县成立县务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有农协和工会的代表，群众团体实际上已参与政权的工作。

　　像急风暴雨般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在人们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成了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

　　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包括北伐军中的一些军官，坐不住了。“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⒀。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是“扰乱了北伐后方”。一些中间派分子也开始动摇起来，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防人利用。联合阵线内部潜伏的危机越来越表面化了。

　　关于农民运动的争论，也反映到党内。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武汉。在汉口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筹商农讲所事情。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八日，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分在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

　　这次会议错误地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案说：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个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事实上，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和他的日益向右并不是这种策略所能限制得了的。推行的实际结果，只是单方面地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在会上，陈独秀还说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

　　会上不少人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广东区委的负责人重申依靠工农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主张。中共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赞同湖南区委的主张，但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条件不成熟。”⒁毛泽东讲了他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但讨论没有展开下去。毛泽东还在会上提醒中央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这些重要提示都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会议最终还是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

　　以十二月会议为标志，毛泽东对陈独秀右倾政策的怀疑越来越深了。陈独秀本来是他非常敬重的人物，如今，在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等重大问题上，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毛泽东已开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当然他这时的考虑并不成熟，对陈独秀的观点一时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对。几个月后他曾解释说：我后来的观点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⒂

　　当面对着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出决断时，毛泽东历来主张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把事实先切实地弄清楚。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的问题，他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恰好在这时，他收到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电：“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⒃十二月十七日，他从汉口到了长沙。

　　正在举行的湖南农民、工人代表大会在二十日下午联合举行欢迎会，欢迎会的《通告》上这样介绍毛泽东：“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欢迎大会主席在致词时，称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⒄。

　　工农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提出许多问题，由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整理，请毛泽东一一作了解答。他还参加了大会的议案起草委员会。大会通过了四十个决议案，肯定农民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毛泽东认为，“此次决议各案大体还算切实”⒅。这同“十二月会议”的方针明显地是两条路。

　　接着，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下乡考察农民运动。行前，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将巡视重要意义六项“通告各县党部，要求协助作好考察工作”。

　　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开始，毛泽东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农村革命的沸腾生活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在考察中，他亲眼看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事。

　　在韶山，他听说长期骑在农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可以踏上去打滚。闻讯赶来的宁乡县高露乡的农会干部告诉他，这个乡的国民党区分部实行的是“二民主义”，因为他们取消平粜米，还把领头争取平粜的鞋匠关进县监狱，取消了“民生主义”。在银田寺，人们告诉他原团防局长汤峻岩等自民国二年以来就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最先被杀的竟是两个无辜的乞丐。

　　在湘乡县，农会干部汇报，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留在乡下的小劣绅怕打入另册，却愿意出十块钱要求参加农会。

　　在衡山县白果乡，人们告诉他，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也只好听便。也有坏消息：当他到衡山县城时，得知县监狱里竟关着一些乡农协委员长和委员。

　　在醴陵县，农民告诉他，有个诨号叫“乡里王”的土豪易萃轩，最初极力反对农协，后来又低头作揖，给乡农会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一面又把儿子送到何键的部队里去。毛泽东还在醴陵见到了他的同窗好友、原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罗在这里担任中共的县委书记。

　　在许多地方，他还看到农会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给他们戴高帽子游乡，甚至枪毙罪大恶极之徒；在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他们加租加押，不准退佃；还推翻了过去维护封建统治的都团机构，人们谈论都总、团总，都说：“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农会组建起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农民还禁烟禁赌，组织起来修道路、修塘坝等。

　　一切似乎都翻了个个儿，一切又似乎才刚刚开始。这些新鲜活泼的生动事情，使毛泽东大大打开了眼界，为之兴奋不已。社会上出现的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也使他忧虑不已。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更清楚了。

　　二月五日，他回到长沙后，立刻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他们在农运工作中的错误。中共湖南区委一九二七年二月写给中央的《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说：“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紧接着，中共湖南区委和省农协，在实践中纠正了右倾偏向，从而为几个月后大规模的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住进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十六日，致信中共中央，在简要报告考察行程后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他报告了自己在考察过程中纠正了几个主要错误：“（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对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十点意见。他认为，在农村尚未建立联合战线之前的革命暴动时期，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的这种说法今天看来未必周全，但他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所谓“过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逼出来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推翻在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难以办到的，这些也是当时湖南农村中的事实。毛泽东还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

　　这最后一句话，是针对陈独秀说的。陈在“十二月会议”上讲过，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目前还只能是宣传，不能实行。

　　一回到武汉就赶写出这封信，可见他心情之急迫。他是多么希望中共中央能接受这些来自革命实践的呼声啊！然而，这封信对中央并没有发生作用。在信的末尾，他说考察的“详细情况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指中共中央——引注）处察核，并登导报（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引注）”。

　　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快写成了，有两万多字。“报告”叙述了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认为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说农民革命“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报告还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三月五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首次刊登了该文的部分章节。十二日，《向导》周刊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四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

　　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全会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诞生后不久，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也于四月四日在武昌呱呱坠地了。近在咫尺，可是父亲到第四天才见到自己的新生儿。这段时间，毛泽东太忙了。几天之内，毛泽东又新添了三个职务，都是关于农民运动的：三月三十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组成，毛泽东担任常务委负兼组织部长。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五人组成土地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间普遍的革命现象”。四月四日，先期已开课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补行正式的开学典礼。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毛泽东负实际主持之责。

　　从湖南农村回武汉后，毛泽东深感正在筹备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必须尽快开学。同时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将原定只招收湘、鄂、赣三省学员的计划加以扩大，农讲所直接由中央办理，名称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个提议得到批准。于三月七日开课，学员有来自十七个省的七百三十九人。

　　设在武昌的中央农讲所明确地规定：它的使命，“是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⒆为此，须“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⒇。

　　在主办广东第六届农讲所时，毛泽东就注意到学员的军事训练，在武昌中央农讲所的《规约》中，更赫然写明：“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每个学员还发了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规定每天训练两小时，每周野外军事演习一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军事训练每天增至四个小时。这期有许多学员在半年后成为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的骨干。其中有一个陈慕平回乡后在井冈山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里做事，对毛泽东与袁文才的会面起了作用。

　　武汉国民政府是国共合作的政府。要解决农民问题，仍需要在国民党内尽可能地统一认识。三月十日至十七日，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他和邓演达、陈克文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为《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案》。十六日，全会正式通过《对农民的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宣言》明确表示：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致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为止”。这些提法，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

　　从四月八日到五月六日，土地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两次委员会，五次扩大会，四次专门审查会。这时正是四一二政变的前后，政治局势异常严峻，如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成为更加紧迫的问题。土地委员会每次会议都讨论得热烈而详细。毛泽东总是力陈己见，往往成为会议的中心发言人之一。

　　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要废除封建制，使农民得到解放。在当前来说，“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它的直接作用是：“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21)这确是解决当时武汉政府面对的困境的唯一出路。

　　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认为是没收土地。“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22)

　　怎样实施没收土地呢？毛泽东提出的步骤是：一般地说，先搞“政治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以乡、区土地委员会按人口重新分配；然后再搞“经济没收”，即“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没收”。但不同地区又要有不同要求。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如湖南，已经可以实行经济没收了，办法是不向地主缴租。(23)

　　会上的争议很大。最后议定：当前只能做政治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都应加以保护，地主及佃农制度尚不能完全消灭。会议相应地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等七项决议案。

　　五月九日，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五位土地委员会成员，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土地委员会报告》，并附上七项决议案，“敬候”“核夺”。

　　正是这一天，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结束了。

　　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革命面临重大转折的非常状态下召开的。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十八日，他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布三月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决议为非法。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百九十三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号通缉令上。四月十九日，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第二期北伐，向河南的奉系军队进攻。四月二十二日，武汉方面中央委员联名发表讨蒋声明，号召人们“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宁汉分庭抗礼，再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政府，中国一时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逆转。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既要对付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又要继续北上讨伐旧军阀张作霖，处境艰难，内部情况又很复杂。怎样在这种极端危急的状况下拯救革命，怎样对付武汉政权以外的敌人，怎样看待这个政权内很不可靠的同盟者，怎样把革命深入下去实行土地革命，……许多尖锐的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成为党的五大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五大在四月二十七日开幕。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项决议。这些决议强调要争取领导权，但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会议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中国革命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只是在突变的形势面前的脱离实际的空谈。一回到现实，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身上，认为这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等采取一味迁就的政策。会议期间，汪精卫还到会讲了话。大会选出三十一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十四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仍当选总书记。

　　毛泽东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上，他是个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一如既往，他当时最关注的是农民问题。会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出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泽东把这个方案提交大会，被大会拒绝了，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大会虽在原则上肯定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仍没有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内容也限定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所议决的范围内，同时还强调必须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实际上是要先取得汪精卫的同意。

　　汪精卫能同意吗？当然不能。于是，前面所说的肯定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等等都成了一些空话。

　　如何看待土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是对武汉政府前进还是倒退的试金石。连土地委员会花了那么大力气制订出来、上报“敬候”“核夺”的那一个并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在中共五大结束的第四天（五月十二日），就被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委员会否决了。谭延闿在讨论时说：“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

　　毛泽东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而党的五大却不能改弦易辙，自己的主张又不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理解。他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面对滔滔奔涌的长江水流，或许诗句更能表达出他内心的忧虑：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后来，毛泽东曾解释过他当时写这首《菩萨蛮·黄鹤楼》中说到的“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24)

　　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果然急转直下了。

　　五月十七日，驻宜昌的夏斗寅率所部独立十四师进攻武汉，发表反共通电。毛泽东组织中央农讲所的四百余人枪编入叶挺部队，配合讨伐叛乱。

　　五月二十一日，驻长沙的许克祥率所部第三十五军独立三十三团发动叛乱，湖南的工农运动顷刻间浸入血泊之中，史称“马日事变”。六月三日，毛泽东任常委的全国农协发出声讨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对许克祥“立予免职查办”。他还和蔡和森在武汉租界的一家旅社里接待逃亡出来的湖南工农干部，详细了解情况。并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25)。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时，又以大量事实说明马日事变的真相是许克祥部队向湖南省农协进攻。

　　六月六日，朱培德在江西以“礼送出境”的名义逐走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六月十日，汪精卫赴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会议。九天后，冯玉祥又赴徐州同蒋介石会谈。幕后的交易表明：蒋汪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已是势所必然。

　　在这期间，毛泽东和谭平山、邓演达等，以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委的名义，连续发表四个《训令》，要求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严惩屠杀民众的反动派，揭露蒋冯的徐州会谈是“谋反前敌武装同志及国民政府”。要求国民政府保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号召各级农协严密组织，武装自卫。

　　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摊牌的最后时刻。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意识到这一点，努力寻找出路。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根据湖南情况，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拒绝了，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气得和他大闹一场。

　　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担任书记。这个意见在会上没有讨论，还引来一些非议。因为马日事变后，毛泽东、蔡和森都先后要求回湖南工作，有人便说他们要在党内组织“左派”。三个月后，蔡和森解释说：“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26)

　　这时的湖南省委，由于遭受马日事变的严重打击，已接近瘫痪。从眼前的紧迫形势来看，湖南的位置十分重要，必须尽快恢复强有力的党的工作。这样，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

　　毛泽东立刻赶赴长沙开展工作，决定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联系。随后又到衡阳召集会议，再三强调：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这时，唐生智也回到长沙，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公开打出反对共产党的旗帜。

　　毛泽东针锋相对，主持制定《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明确提出“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推翻唐生智的统治”最终靠什么呢？这个计划把“武装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认为保存工农武装有三种办法：“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

　　毛泽东到湖南刚十天就被召回武汉。七月四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

　　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保存农民武装的两种策略：“1．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2．此外尚有两路线：a．上山；b．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上山”，作为一条出路，被毛泽东突出地提了出来。

　　① 193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三大队临别演讲中，谈到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过程时也说：“十五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平民教育工作，我没有去。”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94页。

　　③ 邓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1924年1月5日《中国青年》。

　　④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5页。

　　⑤ 引自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394页。

　　⑥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页。

　　⑦ 王淑兰60年代的回忆。

　　⑧ 绮园：《第一届至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介绍》，《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

　　⑨ 绮园：《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中国农民》第9期，1926年11月。

　　⑩ 《国民党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6年11月。

　　⑾《林伯渠日记》（1926年7月—1927年6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⑿《林伯渠日记》（1926年7月—1927年6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⒀《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页。

　　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04页。

　　⒂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

　　⒃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⒄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4、338页。

　　⒅毛泽东：《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2月16日。

　　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1927年4月4日。

　　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盛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5日。

　　(21)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9日。

　　(22)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2日。

　　(23)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22日。

　　(24)毛泽东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的批注。

　　(25)袁任远：《石门南乡的起义》，《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29页。

　　(26)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页。

第07章　霹雳一声暴动

　　在七月四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还说过一句话：“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句话是针对着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而说的。他们在这样紧急的局势面前，依然忽视掌握军队，没有研究如何应付武汉政府随时可能背叛的严重局面，一旦突然事变发生，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果然，只过了十一天，标志着大革命失败的全局性事变发生了——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中国共产党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历史的进程，陡然发生逆转。

　　这种逆转的到来，而且来得那样快，许多共产党员根本没有精神准备。到处在搜捕，到处在屠杀。党内思想相当混乱，在大革命时期习惯于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各级党组织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剧变的局势，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刚刚经过改组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五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关头断然决定了三件事：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①

　　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这个重大课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上来。在国民党已经实行极端残酷的屠杀政策时，不这样做，就等于坐以待毙。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李立三在两年多后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②但这次起义也有深刻的教训：没有直接到当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夺取海口，准备在取得外援后攻打大城市，结果失败了。

　　毛泽东这时仍隐蔽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中共中央实行紧急疏散时曾准备派他到四川去，他要求仍回自己更熟悉、并且武装起义条件正趋成熟的湖南。中央就把他暂时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并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筹划湖南的秋收起义。

　　毛泽东最初把准备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那时，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武装约有千人驻在湘粤边境的汝城县，正在南下的南昌起义军有可能调出一部分兵力开赴汝城支援，浏阳、平江一带的农民武装也可以向这一带集中。八月初，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要点是：“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连络。”③他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的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为中坚，这样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这个计划，经中共中央常委通过后转发湖南省委。

　　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提出：“中国革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即工农民主专政——引者注），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要求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团结在它的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由农会通告，对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一律不缴租，对五十亩以下的地主实行减租，自耕农土地不没收；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的分配。并要求全党“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的暴动”。中共中央这个大纲对湖南秋收暴动的部署，依照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的意见，规定：“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东）。”④

　　八月七日，毛泽东出席在汉口秘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总方针的两个方面提出有独到见解的看法。

　　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指蒋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这实际上提出了要把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反对专做军事运动或专做民众运动这两种各走极端的做法。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提出批评，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⑤。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认为：一、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建议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没收。二、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在于《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三、对自耕农中的富农、中农的地权应有不同的规定，要确定方向。⑥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不让大家再讨论土地问题，并且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⑦

　　恩格斯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经验中’学习。”⑧毛泽东所以能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重要论断，正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他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在于：在事实的教育下，能够迅速看清问题的实质，作出合乎实际的新的理论概括，用来改正自己原有的思想，指导今后的行动。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⑨在此之前，中共湖南省委也有信给中央，要求毛泽东回湖南领导武装斗争。八月九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批评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巡视员提出的“由湘南组织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计划。指出：“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他强调说，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⑩。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将近四十年后，他先后同两批外国朋友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⑾“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⑿当然，从“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到学会打仗，这是需要经历一个不短的过程的。

　　他在八月十二日秘密回到长沙。投入实际工作前，他首先对正在剧烈变动中的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认真的调查。趁送家属回板仓村老家的机会，他在杨开慧家里，邀请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回长沙城里，他又征询由湘潭韶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的意见。经过同他们的会商，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包括“没收一切土地”等。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了解到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⒀这些新的认识，都是他在实地调查中获得的。

　　带着调查中取得的第一手材料，他从八月十八日起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对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他都发表了重要意见。

　　第一，举什么旗的问题。南昌起义时，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八七会议作出的是同样的规定。中共中央还认为，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础，更需要团结他们共同斗争。毛泽东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左派国民党旗帜”。

　　第二，暴动问题。当时，中共中央也好，党内普遍的看法也好，都认为暴动主要应该依靠农工武装，军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则便是“军事冒险”。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面对控制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如果单靠地方性的农民暴动，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命军队参加，作为骨干，那些分散的农民暴动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通常终归于失败。这已有不少惨痛的事实可以证明。但对这个问题抱反对或怀疑态度的人不少，因此，毛泽东便以强烈的语调说：“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第三，土地问题。八七会议决定的是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毛泽东提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并且提到：“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

　　第四，暴动的区域。当时，原定作为起义中心区域的湘南的局势已起变化。由于唐生智部队南下，湘南同长沙事实上已被隔绝。中共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湖南省委经过反复讨论，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据省委书记彭公达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⒁

　　八月十九日，中共湖南省委将湖南秋收暴动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计划，报告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泽东又写信给中共中央，报告了他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的不同意见。

　　八七会议虽然正确地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实行这个总方针，还有许许多多未曾得到解决的问题，党对处理这些新问题又十分缺乏经验。能够在这样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如此旗帜鲜明地而又切合实际地提出和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代表不同的意见，确实充分显示出毛泽东的过人胆识和求实精神。难怪瞿秋白在一个多月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要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⒂

　　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和毛泽东的信件后，在八月二十二日召开常委会研究。在讨论中，有的人指名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夺得政权”的论断和中央不同，说中央才是“纯粹信任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⒃。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复信，虽然在原则上表示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是对的，但又批评说：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并且提出“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如果就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这是不对的”；还主张在土地问题上“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这些批评和指责，显然是脱离实际情况的，说明中央要改变已有的成见、倾听并接受毛泽东来自实践的呼声，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复信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其中符合实际情况的部分贯彻执行，对不切实际的批评给予答复。八月三十日，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中直截了当地写道：中央复信“指出此间两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如兄所说”。第一，“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第二，“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订了明确的暴动纲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对斯诺说：“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下列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五）组织工农兵苏维埃。”

　　形势的发展使中共中央的认识也逐渐有了变化。时隔三周，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等两个文件，宣布“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⒄。然而，中央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仍和毛泽东并不一致。

　　秋收起义的行动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紧迫的局势，不容许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之间的争论充分发展下去。

　　当时，在湘赣边界存在着几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一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一支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在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措施的情况下，必须迅速决定行止，不能再延搁了。

　　八月下旬，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在湘赣边界的江西修水山口镇举行会议，决定合编为一个师：警卫团为第一团，驻修水；浏阳工农义勇队为第三团，驻铜鼓；平江工农义勇队分别补入这两个团。因为卢德铭已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由余洒度任师长。此外，安源铁路煤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福、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可以合编为一个团。这几支部队就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的主要力量。

　　八月三十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市委有关湘赣边界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确定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便在第二天清晨乘火车从长沙前往安源。他走前先送杨开慧回板仓，要她照顾好自己的母亲，管好三个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这次分手竟成了他们的最后离别！

　　九月初，毛泽东穿着农民服装赶到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到会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负责人宁迪卿、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会议讨论了军事和农民暴动的布置，确定分为三路，从赣西修水、铜鼓和安源三地起义，进击湘东，会攻长沙；同时布置了湘赣边界各县的农民暴动，以配合军事行动。在这三路中，以中路为主力军。那就是驻在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准备会合驻在修水的警卫团，一起向浏阳进攻，“因为这路军事势力较厚，地势较险，浏阳又逼近长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所以，会议决定毛泽东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在会后赶到铜鼓，直接指挥这一路的行动。对安源工作也作了布置：以安源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暴动后进攻萍乡和醴陵，对长沙取包围之势，但决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使敌人断绝我们的退路”⒅。

　　九月六日，毛泽东在安源得知留在长沙的湖南省委常委决定的暴动日期：九日开始破坏铁路，十一日各县暴动，十五日长沙暴动。他立刻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向在铜鼓的第三团下达起义计划和部署，通知他们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名称统一定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要他们立刻将这个决定和行动计划向在修水的师部和第一团转达。

　　这时，国民党内两派间的宁汉对立没有结束。唐生智的主力当时还在东征前线，湖南的兵力比较薄弱，但他们仍在加紧镇压活动。八月中旬，唐生智指令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致电驻防萍乡的师长胡文斗，注意防范，并调集其他军队准备呼应。九月六日，长沙卫戍司令部截获长沙市共产党组织给各支部关于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随即宣布：从九月八日起，“特别戒严五日，每日晚十时，即断绝交通，并于中秋日加紧戒严，军警停止放假，日夜满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动。”⒆

　　毛泽东在安源作好安排后，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长裤，装作安源煤矿的采购员，由潘心源陪同赶往铜鼓。不料，走到湖南浏阳张家坊村，被民团巡逻查房队抓住，在押送民团总部的途中，机智地脱险。这段经历，他在三十年代曾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过：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⒇

　　他于九月十日到达铜鼓的第三团（那就是原来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团部，宣布把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向浏阳进发。而在这前一天，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已按原定日期爆发；湖南省委组织铁路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在修水率第一团宣布起义，但没有来到铜鼓同第三团会合，而是单独向平江方向推进。战斗打响前，去武汉报告工作的卢德铭赶回部队，就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总指挥。十日深夜，安源工农武装和矿警队起义，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向萍乡方向前进。这就形成三路分别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的态势。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21)

　　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从湘赣边界来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为战，行动并不统一，进攻目标却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这个计划本来是难以实现的。当起义军师部和第一团在十一日到达平江东郊金坪时，由于起义前夕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部队受到巨大损失。第三团也在十四日进攻浏阳东门市时因力弱而失利。第二团出师后最初发展顺利，在十二日和十六日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城，但因国民党正规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几乎全部溃散。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湖南去调查时，夏明翰告诉他：“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22)毛泽东看到这种实际情况，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原来的五千人锐减到一千五百余人，受到严重挫折。九月十五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来准备在第二天发动的长沙暴动。

　　在湘赣边界起义的原定计划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起义军立刻需要作出抉择：是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如果退却的话，向哪里退却？继续进攻长沙，是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不这样做会被加上“逃跑”的罪名。中国共产党在武装斗争方面，以往也只有过向城市进攻的经验。但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下，这样做只会导致全军覆没。面对如此两难的抉择时，这个决心是很不好下的。

　　九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这是符合中共中央的主张的，起义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抱有这种情绪。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提出这个主张，在当时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23)。

　　对初创时期的弱小的革命军队来说，为了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特别是转向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这个决定，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后退，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时说道：列宁曾经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俄国搞革命取得胜利，我们中国军阀分割，先到敌人控制薄弱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24)，不过，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

　　就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作出这个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又作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城市的决议。决议指责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株洲、醴陵、平江、浏阳农军退走是“临阵脱逃”；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中央这个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无法执行了。

　　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会议结束，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师指战员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满怀信心地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个讲话，大大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士气。

　　当时，南下的路途上也充满险情。在这前后，湖南省国民党当局已调兵到浏阳一带“追剿”；江西当局也派兵到铜鼓、萍乡一带“堵击”。周斓获悉起义军“系全国著名共产党首领毛泽东在主持”后，“立即加派第八军一团车炳谦营长于二十四日全部赴浏阳协剿，一面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这给工农革命军的转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起义军在文家市住了两夜，便沿湘赣边界南下。因为湘军战斗力强，赣军战斗力较弱，工农革命军便沿江西一侧前进。这一带都是山区，道路难行，疾病蔓延，还有国民党军队不时围追堵击。毛泽东头戴竹笠，走在战士行列中，同战士交谈，鼓励战士们勇敢向前。行军途中，接到宋任穷从江西省委带回的信件，得知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有一支我党所领导的武装，有几十支枪。这以前，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曾听王兴亚谈到过这个情况，现在又得到了证实。但详细的情况还不清楚。

　　工农革命军的行军路线几乎是直线向南的，当进到江西省萍乡县上栗村时，得知萍乡县城驻有国民党的重兵，不能通过，便改道在芦溪宿营。第二天清晨，向莲花方向前进，因为侦察不力，情况不明，后卫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仓促应战，造成人枪各损失三百。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后卫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只有二十三岁。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毛泽东十分痛惜这位年轻将才的牺牲，愤怒地斥责侦察不力、指挥错误的第三团团长苏先俊：“还我卢德铭！”这已是九月二十五日了。

　　当天，工农革命军到莲花县甘家村。由于一挫再挫，总指挥牺牲，部队情绪十分低落。这时，莲花县党组织派人前来联络。工农革命军得知莲花县农民自卫军前几天攻城失败，被关押的有九十多人，而国民党在莲花城的守兵只有一些保安队，战斗力不强。毛泽东召开前委会，一致决定攻打莲花县城。第二天清晨，工农革命军冒雨奔袭，在当地工农群众配合下，一举攻克县城。砸开牢房，救出被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打开县政府粮仓，将粮食分发给贫苦群众。这是从文家市南下后攻下的第一个县城，使连连受挫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又兴奋起来。

　　这时，起义军领导层内部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余洒度，原来并不归湖南省委领导，也没有把毛泽东任书记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真正放在眼里。前委从安源通知他率第一团到铜鼓和第三团会合进攻浏阳时，他没有理睬，却自行下令进攻平江，遭受严重损失。以后，只是“因情形不明，不得已，乃将部队回头，跟着三团退”(25)。到文家市后，他又主张经浏阳进攻长沙，同毛泽东发生严重争执，但原来是他上级而又坚决支持前委的总指挥卢德铭已回部队，对他还有约束作用。卢德铭牺牲后，他对前委领导不尊重的态度便越来越明显起来。进莲花县城后，毛泽东去参加他召集的军事会议，得知他警惕性不高，将抓获的县保安队长放走，严厉地批评他：县保安队离城里只有几公里，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交在你手上了，你还开什么会？余洒度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轻蔑地说：“什么！你怕死吗？我可以担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工农革命军从莲花开拔，朝永新方向前进，因为天色尚早，毛泽东提议再往前走十里后宿营。余洒度私下又十分不满地说：“我当什么师长，连十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行军途中十分艰苦。毛泽东的脚被草鞋绳擦破，步履艰难。战士们临时捆了一副竹竿担架，要抬他走，他坚决不肯。同他一起行军的谭希林回忆道：“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毛泽东同志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这使他同战士们的关系十分融洽。

　　当时的局势依然是严峻的。起义军转兵南下以来，一路艰苦战斗，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因为怕艰苦不辞而别；疟疾流行，病员增多，一些人掉了队，少数伤病员因缺医短药死在路旁。一些长官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党组织也不健全。在这支队伍里行进的赖毅回忆说：“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26)这些问题不解决，部队的战斗力就无法保持，很难继续前进。

　　起义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三湾的。九月二十九日，部队翻过山口，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宿营。这里群山环抱，追敌已被摆脱，又没有地方反动武装，比较安全。部队在村里住了五天。这是工农革命军自秋收起义以来第一次得到从容休整的机会。进村的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由陈浩担任，实际上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而余洒度这时对起义已因悲观失望而灰心丧气了）；下辖一、三两个营，还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各一个，共有七百多支枪；改编时，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是一个需要有极大魄力才能实行的了不起的改革。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有重大意义。

　　在三湾，毛泽东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27)这多少已提出了武装斗争要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的思想。他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介绍，派人同宁冈县党组织和驻在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的袁文才部取得了联系。

　　十月三日，毛泽东在部队离三湾出发前，对刚刚进行了改编的部队全体指战员作动员。他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28)这些话，在部队处境艰难、不少人情绪消沉的情况下是很能鼓舞人心的。在继续行军途中人们纷纷议论：“毛委员不怕，我们还怕什么？”“贺龙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

　　起义军当天到达宁冈县古城。宁冈是一个深山中的偏僻小县，古城曾是县城所在，这时已很荒凉，人口稀少。在这里，召开了两天前委扩大会议，参加的还有前来联络的宁冈县委（当时称区委）书记龙超清和袁文才部文书陈慕平（他原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人少了，但是很精干，大有希望。会议着重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认为在井冈山落脚是理想的场所。对原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地方武装要从政治上军事上对他们进行团结和改造，并尽快先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

　　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拿起武器，展开武装斗争？这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愿所决定，而是近代中国具体国情的产物，是在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下不得不作出的反应。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主动地选择要走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只是在国民党对它使用武器后才不得不拿起武器的。毛泽东后来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过自己的亲身体会。他说：“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29)他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30)这就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

　　这里所讲的“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对毛泽东自己来说，便是在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实行了“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的结合。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21页。

　　②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267页。

　　③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7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3页。

　　⑤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⑥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⑦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58页。

　　⑨ 谭震林：《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0页。

　　⑩ 毛泽东在中共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7年8月9日。

　　⑾毛泽东同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谈话记录，1965年3月23日。

　　⑿毛泽东会见参加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外宾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22日。

　　⒀《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央通讯》第3期。

　　⒁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96、97、100、101页。

　　⒂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7年9月28日。

　　⒃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27年8月22日。

　　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70、372页。

　　⒅潘心源：《秋收暴动之始末》，《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21页。

　　⒆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13日。

　　⒇《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52、53页。

　　(21)这首词，作者后来作过修改，将其中的“修铜”、“便”、“平浏”、“沉”，分别改为“匡庐”、“要”、“潇湘”和“愁”。

　　(22)《任弼时报告》，1927年9月27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23)《苏先俊报告》，1927年9月17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26—127页。

　　(25)《余洒度报告》，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133页。

　　(26)赖毅：《毛泽东同志在连队发展党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76页。

　　(27)《熊寿祺关于秋收起义的几次回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53页。

　　(28)谭政：《三湾改编前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41页。

　　(29)毛泽东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4年6月23日。

　　(30)毛泽东同出席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一些国家与地区代表的谈话记录，1964年7月9日。